被追诉人的管辖程序性权利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将管辖视为纯粹的案件分配机制,忽视了管辖制度内在的权利保障功能,由此造成管辖规范的职权化特征过于浓厚,权利色彩几近空白。法定管辖权利是被追诉人管辖程序性权利的来源,也决定了管辖程序性权利的性质与范围。应当在规范层面肯定被追诉人的管辖变更申请权与管辖异议权,并根据权利的功能要求作不同的程序规范设计。鉴于法定管辖权利的保障需要,管辖程序性权利应允许上诉救济,但亦应通过必要的程序机制以防止上诉权被滥用。

国家监察体制下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管辖研究——基于对241名副厅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的确立,职务犯罪案件在调查阶段的指定管辖明显减少,但是审查起诉阶段指定管辖仍然常态化,进而导致职务犯罪案件异地审判是常态,犯罪地审判成例外,并由此带来指定程序规范缺失、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审判结果实质不公等问题,需要逐步形成法定地域管辖原则化、申请指定管辖权利化、指定管辖地域类似化的职务犯罪案件管辖制度。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权

国际管辖权的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按照管辖衩产生的法律依据,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法定管辖权和协议管辖权。法定管辖权是指以国内法或国际条约中的具体规定为依据的法院管辖权。协议管辖权则是指根据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将案件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协议所确定的法院管辖权,又叫做“合意管辖权”。在国际私法中,为了使它与法律选择相区别,通常称之为“法院选择”。这里必须明确,所谓协议管辖权仅仅是相对于法定管辖权而言的,并非它是无法可依的。就实质而论,各国的立法和国际条约仍然是被协议管辖权承认的法律依据。

对应诉管辖在民诉管辖制度中的定位的思考

我国应诉管辖制度与现行的立案登记制和移送管辖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冲突,极易引起法院因懈于审查管辖权和地方保护主义而滥用应诉管辖制度,冲击正常的诉讼秩序,应明确应诉管辖与法定管辖的关系,并在法院移送管辖之前增设意见征询程序,让应诉管辖制度更符合立法者的初衷。

规制垄断行为，维护竞争秩序

本文系作者2005年11月11～14日于南京举行的"法律与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以我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为背景,提出了值得密切关注的两种垄断类型:即权力垄断和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权力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行政垄断;而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主要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滥用。

新民事诉讼法能更充分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法已于1991年4月9日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施行了。它是在新的形势下,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针对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告状难、争管辖、执行难等实际问题,对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进行修改后正式颁行的一部新的民事诉讼法典。它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除了体系上不同之外,在内容上,亦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合理。它的实施,将更有利于调动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民事案件。本文单就其更充分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问题作一论述。

论应诉管辖制度的解释模式

应诉管辖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失权、拟制、推定、授权四种构建模式,只有推定合意管辖模式契合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立法初衷。推定合意管辖模式在域外存在着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两种制度类型,但两者在本质上均注重保障被告的管辖利益和避免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归于无效。《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款没有将诉讼告知作为应诉管辖制度的适用条件,在解释论上应当根据被告的身份及其是否聘请律师,要求受诉法院履行相应的诉讼告知义务,并遵循不同应诉管辖规则。

管辖选择权: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之一剂良方——基于行政诉讼中“官官相护”滋生“告状难”现象的分析

从行政诉讼原被告及法官三方力量博弈的角度看,受制于现行行政案件管辖制度,"当地法院管辖"、"法院裁定管辖"使得强势的行政权与次强势的司法权强强联合成为现实,进而导致弱势的原告"告状难"。司法权行使去当地化,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司法权行使去裁定化,杜绝司法权不当行使;赋予原告充分的案件管辖选择权,提升其对抗行政权、司法权的能力,促成三方力量平衡,是解决民告官"告状难"的一剂良方。

论应诉管辖制度的司法嬗变及其规则构建

应诉管辖制度尊重当事人在确定管辖法院中的意愿,彰显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并最终服务于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但是,受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具体适用规则供给严重不足的应诉管辖制度可能异化为某些法院争夺或推诿管辖权的工具。为争取案件在其诉讼成本较低或者可以动员更多司法干预资源的法院审理,某些原告故意向无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并促使应诉管辖制度的适用条件在外观上得以成就。为防止被受诉法院强制适用应诉管辖制度,逾期未提出管辖异议的理性被告不得不考虑采取不应诉策略。应诉管辖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结果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亟需对其司法嬗变情形进行类型归纳和理论反思,并在解释论上构建促使应诉管辖制度回归推定合意管辖模式的规则体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种类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是指同级法院或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它可以以不同角度加以分类,而且内容复杂。为便于初学者从种类繁多的管辖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本文据根我国民诉法中规定的各种管辖,特拟如下图表,并作些简要分析。

电商平台个人信息民事案件管辖裁定的利益衡量

管辖法院的确定是民事案件主体寻求司法救济面临的首要问题。电商平台个人信息民事案件管辖程序不仅内涵管辖活动公正、效益、自由程序价值的追求,还涉及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电商平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健康有序发展以及信息数据高效利用多维度利益。因缺乏利益衡量,司法裁定在“电商平台用户协议中约定管辖条款的有效性”“协议管辖的效力范围”“侵权与合同竞合情形下管辖规则的适用”具体争议问题的判定上呈现“混乱”态势。对于利益冲突多元化的电商平台个人信息民事纠纷,利益衡量方法凸显其适用性和生命力,具有矫正法律适用的作用,能为管辖裁定提供指引路径。

法院的类型、创设权归属及其司法权配置

法院创设权分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设权,其归属和司法权配置受制于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宪法原则。该原则源于17世纪英国,18世纪被法国采纳,其原旨乃反对肢解刑事司法权、禁止指定审判法官或设立刑事特别法院(庭)。宪法成文化运动致使其扩张至行民领域,但在司法科学化冲击下其重归原点,并成为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形式要件为法院创设权依重要性分别保留于宪法与法律,实质要件为刑事司法权绝对保留、行民司法权相对保留。司法权的外部扩张与内部分裂催生了多层次的法院类型。我国确立了该原则,但法院分类不科学,创设权下沉、司法权配置(如三审合一)等背离法治要求。2018年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修订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引发重大隐患,应予完善。

论犯罪地的确定——兼论庭前审查程序的实质化

作为刑事诉讼地区管辖之连接点的犯罪地,既不能仅以起诉书记载为标准,也不能以法院最终判决认定事实为标准,而应当以法院庭前审查结果为确定标准。只有坚持庭前审查标准说才符合管辖权的性质与立法目的。但是,法院审查标准说的适用,必须以庭前审查的实质化为基本前提,若坚守程序性审查的旧有立场,犯罪地的确定标准将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