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定财富标志的缺位与重建

法定财富标志在货币形态从"真金白银"到"大象无形"的演化过程中消失。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量由中央银行根据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来决定,并不以任何法定财富标志为支撑。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演绎结果表明,正是上述最终目标的内在矛盾性和基于此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经济在萧条与过热之间循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法定财富标志实乃社会经济的定海神针。我国可考虑将公租房确定为法定财富标志之一,通过合理运作,一可满足客观存在的投资需求、抑制房地产泡沫;二可促成居者有其屋的实现;三可使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更加科学。而全面解决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则是从根本上破解所谓"经济周期"的必由之路。

从QE看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可行性

通过对财富标志形成理论及房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剖析,揭示了房地产成为社会性财富标志的必然性和由于未能进化成法定财富标志而容易泛化的缺陷性。2008年至今,美国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是为求解上述问题而进行的有益尝试,这与林左鸣和闫妍提出以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主张不谋而合。鉴于我国中央银行以外汇为主的资产结构导致的货币政策被动、以及房地产市场乱象丛生的现实,必须尽快落实以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制度安排。央行对兼具法定和社会性双重财富标志属性的公租房产权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1)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减少商品房的投资需求,抑制其价格过快上涨;(2)可以优化央行的资产结构,降低外汇占比,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3)可以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公租房,解决其融资、建设位置和质量等问题,有利于通过租赁形式实现居者有其所的社会目标。

基于养老资产的准法定财富标志设计构想

我国目前正面临作为现代经济稳定器的财富标志供应不足的问题。针对国内养老产业因微利甚至无利而普遍举步维艰、融资困难的局面,建议参考美国养老REITS的经验,设计并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依托养老资产的准法定财富标志体系,使融资、开发、运营等环节主体以及政府都扮演相应的角色,实现业务环节细分,同时分摊风险和共享收益。如此,既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为我国打造一种全新可靠的财富标志,高效吞吐流动性,又能为处于融资困境中的养老行业提供前进的动力,仅从经济层面看即可谓一举两得,更遑论其功德无量的社会意义。

基于公共住房投资信托基金(PHITs)的法定财富标志设计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日本分别对MBS和REITs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房地产金融衍生品成为支持货币发行的基础资产,从而成为金融体系中的准法定财富标志,这一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重要创新值得关注。本文借鉴REITs,提出建立公共住房投资信托基金(PHITs),并将其设定为法定财富标志。文中对PHITs的主要收益来源——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根据成本法和收益还原法,建立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定价模型。本文提出,区分住房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将部分住房投资需求引入到房地产证券市场,论述了如何设计PHITs以及将PHITs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运作机制框架,为打造中国的法定财富标志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信用货币时代财富标志的泛化

本文首先分析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论述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供给机制及法定财富标志缺失将导致财富标志的泛化。财富标志的量价波动是一种货币现象,本文研究发现货币供给是影响股票、债券、期货、商品房、艺术品、金银珠宝等财富标志成交额变动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信用货币时代财富标志的泛化路径。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局:如何让住房“限购”与住房投资并行?

1998年"房改"后,住房逐渐成为市场中被追捧的社会性财富标志,房地产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强势群体过度投资甚至投机伤民的弊端。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到既能继续发挥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又能实现房价和房租处于合理水平的目标。建议在区域或全国性中心城市继续维持现行住房限购政策的同时,大力发展公租房,并将公租房的所有权和居住权相分离,以公租房的租金为收益来源,建立公共住房投资信托基金(PHIT,Public Housing Investment Trust),并确定其法定财富标志的地位,将部分希望投资房地产社会性财富标志的资金,引入到以公租房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投资中来。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大国之间的货币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各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得到结论,各国央行的总资产规模持续扩大;强势货币国家主要以本国资产为基础发行货币;非强势货币国家以强势货币国家的货币或债券为基础发行货币。我国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中央银行既要有计划地增持部分优质国内资产,同时仍要继续持有一定量的外汇资产,以防资本外逃或抛售人民币所导致的本币大幅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