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缩法定犯适用的证明困境及其出路

在法定犯时代,为避免刑法过度适用减损国家治理整体效果,刑法学界提出了司法限缩方案,希望通过激活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严格审查前置的违法性、实质判断法益侵害程度来实现出罪减责。上述主张忽略了司法证明对构成要件的反向制约作用。违法性认识证明困难,决定其应作为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行政监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片面强调司法认定的独立性,否定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证据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应区分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报告和行政机关处理决定或意见,对前者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予以规制,将后者归入辅助资料。将个人法益受到侵害作为法定犯构罪的前提,与增设法定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抽象危险和具体损害,只有通过反向刑事推定方可建立可转换的联系,从而实现积极出罪。

2005至2021年北京市海淀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及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2005至2021年北京市海淀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法定传染病发病水平和流行趋势,为老年人传染病防控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置换检验和秩和检验对疾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应用Joinpoint回归(Joinpoint regression,JPR)模型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对乙丙类传染病和重点传染病进行区间和全局流行趋势的分析。结果2005至2021年北京市海淀区老年人乙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437.02/10万,报告死亡率为2.38/10万,报告病死率为0.54%。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率和病死率均高于丙类传染病(P均<0.01);男性老年人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均高于女性(P均<0.01);≥80岁组老年人各类传染病发病率、乙类传染死亡率最高(校正P均<0.05);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和报告死亡率的AAPC分别为-7.20(t=-7.802,P=0.000)和-5.31(t=-3.063,P=0.008)。报告发病率居前6位的传染病分别为其它感染性腹泻病(147.90/10万)、流行性感冒(82.32/10万)、痢疾(71.04/10万)、肺结核(54.56/10万)、隐性梅毒(25.43/10万)和乙肝(22.91/10万)。痢疾、乙肝和其它感染性腹泻病发病率AAPC分别为-12.79(t=-21.772,P=0.000)、-14.16(t=-4.672,P=0.000)和-10.61(t=-10.744,P=0.000),肺结核、流行性感冒发病率AAPC分别为1.15(t=2.977,P=0.009)和38.36(t=4.093,P=0.000);男性老年人肺结核、隐性梅毒、乙肝、其它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感冒总体标准化发病率均高于女性。结论北京市海淀区老年人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是老年人群重点防控的传染病;肺结核和乙肝在男性老年人群中的流行不容忽视。

2013—2022年桐乡市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桐乡市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为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2013—2022年桐乡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的发病情况数据,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全市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9种47944例,年均发病率546.69/10万,报告死亡病例43例,年均死亡率0.49/10万;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淋病、梅毒、肺结核,占传染病发病报告总数的86.64%;三间分布疫情特征符合传染病发病特点;传播途径构成比从高到低依次为肠道传染病61.03%、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23.11%、呼吸道传染病15.41%、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0.39%、其他途径0.06%;低年龄组(0~<15岁)发病以其他感染性腹泻和手足口病为主。结论托幼机构、学校等人员密集单位需要重点关注以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等肠道和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成人需要关注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加强健康教育宣传,提高防病意识,降低传染病发病率。

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及其法定化——李某诉乙地公安机关案判解

乙地公安机关对连续五日违法停车的自然单一行为处断为两个违法行为加以处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据以支持的法理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系法律单一行为,自然单一行为只有通过法律评价才能确定是否属于法律单一行为,才能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当自然单一行为被处以一次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时有必要予以处断,处断的要件事实包括时间、距离、新的违法故意、查处行为或处罚决定等情形。行政机关可以运用要件裁量实施处断处罚,裁量处断应受处断要件事实和比例原则的约束。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裁量处断并处罚有违行政处罚的处罚法定原则。但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构成要件及其裁量限制在某些领域确有必要,可以作为今后法律修改或立法的参考。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辨析——基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的视角

随着国际反洗钱监管规则的日趋严格,我国反洗钱监管标准水涨船高。近年来,在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尽职调查领域,主要呈现了从识别法定代表人到调查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的重要变化。但是,目前研究界和实践界对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的辨析研究比较有限,对法人代表、最终实控人和最终受益人缺乏对比分析,特别需要系统地辨析几者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弥补这一相对空缺的领域,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等视角理解几者的要求、演化和延续,提出“名义—实际—最终”的公司客户身份识别脉络,并对未来反洗钱管理提出展望建议。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包容审慎理念下处罚法定原则的新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包容审慎理念赋予处罚法定原则新内涵。在传统的行政处罚场域,处罚法定不仅指“法无明文(处罚)规定不处罚”,而且延伸出“法有明文(处罚)规定未必处罚”之新义;在新拓展的不予行政处罚场域,处罚法定进一步发展出“法有明文(免罚)规定则免罚”以及“法无明文(免罚)规定未必不能免罚”之新内容。处罚法定原则新发展下的行政处罚包容审慎,集中体现为“能不罚则不罚”,即:法无明文规定处罚和法有明文规定不处罚的行为,不罚;法有明文规定“可以处罚”的行为,尽可能不罚;法有明文规定“应当处罚”的行为,一定条件下仍可以不罚;“不能不罚”的严重违法行为,不可以不罚。

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制度的创新与展望

法定代表人在组织法上具有法定性和唯一性的特征,若原法定代表人辞任后,公司迟迟不能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原法定代表人的正常涂销登记存在制度性障碍,只能寻求涤除登记。但新公司法并未提供涤除登记的直接规范依据。为此,需要在新公司法的框架内寻求妥当解释路径,为涤除登记之诉续造裁判依据与商事登记依据。一方面,新公司法虽然极大革新了法定代表人的辞任制度,但对于留任期限问题仍有待完善,应将及时选任新法定代表人纳入董事勤勉义务范围,督促公司及时选任,以平衡法定代表人单方辞任权与公司登记适法性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涤除登记之诉的制度性构造,需要建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公司登记执法的协同机制,包括确立涤除登记为独立的商事登记类型,实现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生效判决与登记机关行政行为的衔接,确保原法定代表人离任的自治意思得以及时实现,实现私法正义。

法定数字货币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

新时代,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相较于传统数字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存、安全性与隐私性兼备、币值更加稳定等特点,可以有效地应对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同时,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定数字货币的积极作用,要加快构建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清结算系统、加快完善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框架和相关法律制度,并且加大法定数字货币相关技术的研发力度。

公司治理中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及其纯化

我国施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由一名自然人掌握公司的对外代表权和内部经营管理权,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权力与责任的核心”地位。法定代表人的这一法律地位不但与公司治理的分权制衡理念相悖,而且引发争夺公司控制权、法定代表人变更、越权代表等纠纷,危及公司经营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公司立法应当回应实践要求,摆脱“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代表说”下“同一人格”理论的影响,明确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思表达机关的法律地位与义务,赋予公司选择单一或多元代表模式的自治空间,基于委托关系完善法定代表人退出机制,通过登记公示技术使公司对代表权的限制发生对抗效力。

见微知著:新《公司法》中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务实变革

面对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法定代表人制度所产生的选任范围过窄、委任辞任机制不明确、变更登记难等问题,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此作出有针对性的修改和完善,重新形塑了已显僵化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所涉修改主要分散在《公司法》第十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等,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在选任范围上,扩大至所有执行董事和经理,但不应包括以履行监督职能为主的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二是在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关系上,明确了法定代表人可单方辞任、公司可决议解任、允许法定代表人短暂空缺、公司负有及时补任义务等规则;三是在章程记载事项上,将记载“法定代表人”修改为“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从而克服因公司章程修改障碍而导致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困境;四是在法定代表人登记问题上,明确凭公司决议变更、变更后新法定代表人签字等规则。为落实新法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应进一步调整公司登记的具体规则,简化登记的材料要求,容许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

2017-2022年北京市法定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流行趋势与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2017-2022年北京市法定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的流行特征,为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2017-2022年北京市法定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发病数据进行分析,比较报告发病率的变化情况。结果 2017-2019年北京市法定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年均下降2.35%,2019-2020年下降29.40%,2020-2022年年均上升4.93%,2017-2022年总体年均下降5.81%。男性报告发病率高于女性,城六区报告发病率从2019年开始超过其他区,人群职业分类中报告数前两位的是家务及待业人员和离退人员。2022年各病种的报告发病率依次为梅毒(19.73/10万)、乙型肝炎(6.62/10万)、淋病(4.67/10万)、丙型肝炎(2.31/10万)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2.10/10万)。结论 2017-2022年北京市法定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报告发病数和发病率人群特征不同,报告发病数时间周期分布不同,在开展此类或各病种防控时应有侧重。

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法定支出约束视角

财政分权是推动各级政府良性运转,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基础,关于分权的效率影响迄今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本文立足于以法定支出标准为主的地方财政事权约束视角,通过建构包含非自由支配支出项目的央地财政关系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了基于特定政治激励机制的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间的动态联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存在法定支出标准的制度情境下,地方财政自主性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法定支出标准的设定有效缩小了公共资源配置相较于最优状态的偏离度。以上效应在生产性项目,经济水平较高以及地方官员任期更短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条件下,通过压缩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和选择生产性偏向的支出结构降低了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2014年《预算法》修订取消法定支出标准有利于优化地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从而导致基准效应在更长事件窗口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非线性特征。本文丰富了现阶段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对新时期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推动公共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法定犯时代的刑法解释——兼论法秩序统一原则与刑法独立性

中国刑法已经进入法定犯时代。法定犯是指同时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且构成要件必须依托行政法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判断的犯罪。法秩序统一原则要求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解释必须与行政法规在基本精神和终极价值上协调一致、互不冲突;刑法独立性要求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要素保持相对独立的解释立场。法定犯的双重违法属性要求,在解释构成要件时,首先必须对不法类型进行同质性审查。不法类型绝对同质性情形下,行政法规规制目的排斥对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文义解释的,刑法应进行限制解释;在超法规的角度,当行政归责属于立法拟制或推定的积极归责时,要防止以“仅有量的区别”为判断标准,直接将行政责任以作为法定犯认定的根据。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

税收法定原则若要落实到位,必须准确把握税收法定原则的“质”与“量”。目前,各方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质”即内涵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但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量”即强度尚存较大争议。从税收立法的“公—公”维度和涉税契约的“公—私”维度考察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可知其并非全有全无或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是一种从刚性法定到弹性法定渐变的状态。对税收法定原则“量”的如此把握,将有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细化落实。

法定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运用支付投资组合模型和金融中介模型,分析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2007—2020年344家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存款的挤占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并通过银行放贷能力、流动性水平和银行盈利能力的中介机制发挥作用。此外,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会影响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强度,并且该调节效应具有门槛特征,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之后,正向促进法定数字货币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作用会减弱,从长期来看金融科技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了解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相关风险敞口特征、探寻防范化解法定数字货币风险对策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简论“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法答网问题:减轻处罚时,如何“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一、减轻处罚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能否“下”到免予刑事处罚?有人持肯定回答,“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可以减至免除处罚……判处刑罚,不仅包括判处一定刑罚的内容,也包括是否判处刑罚以及是否执行某种刑罚制度的内容。如果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只能依其字面解释为必须判处一定的刑罚,那么法定最低刑已经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案件,如何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判处刑罚?”

论合同关系中的法定连带责任

涉及合同关系中的法定连带责任的合同类型主要有共同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单式联运合同和合伙合同。依据法定连带责任能否由合同当事人约定而排除适用,可以将其区分为“弱法定连带责任”和“强法定连带责任”。就理论层面而言,在合同关系中适用法定连带责任,与合同自由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相交织,尤其在法律规定第三人和合同当事人向合同相对人承担法定连带责任的场合,已然构成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从合同法体系的融贯性角度考量,“强法定连带责任”的成立和适用宜保持谦抑。从法律解释角度出发,有权设立合同关系中“强法定连带责任”的规范宜限于狭义的法律;在法律适用中,须甄别法定连带责任的承担主体、成立条件和责任范围。

数字经济时代税收法定原则的 重申及其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的勃兴带来了生产要素、交易方式、商业模式等各方面的革新。由于传统经济模式的税法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严格依循现有税法规则,则可能带来财政权益受损、税收征管困难等消极后果。为此,兼顾需要与可能,数字经济时代有必要重申税收法定原则;通过梳理税收法定原则的现代化变迁与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践,把握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探明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路径并对传统税法规则予以调整;同时,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灵活处理空间,适当加大对地方的赋权,在税收法定原则的指引下实现数字经济税收治理的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