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思想体系和齐法家的人文特色、思想属性及地域属性(齐法家笔谈之一)

田齐统治者的政治目标为稷下学者树立了崇高的价值理想,由此引领了《管子》四篇德理结合的道论范形、《幼官》等篇以“黄帝四面”为核心的明堂月令模式,使得《管子》各篇拥有共同的基础而联为一体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管子》体现出“齐法家”的人文主义色彩,具体表现为:以法治国的同时顺从民心民欲,善于运营经济手段而非一味使用严刑峻法,包容不同学派的思想主张,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先秦“法家”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或是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家。齐地法家更为温和与多元,秦晋法家则更为激进与绝对。“齐法家”呈现出典型的实践性现实主义政治思维,秦晋法家则呈现出强烈的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革命性”色彩。秦晋法家属于理论指导型现实主义,“齐法家”属于实践导向型现实主义,这体现了“法家”内部的多元性,也体现了“齐法家”与秦晋法家的地域属性。

齐法家的建构与反思

“齐法家”是近现代学者建构起来的概念。学界主要提出了《管子》为齐法家说、《管子》中法家为齐法家说、稷下黄老为齐法家说。其中,第二种说法最为合理。即便如此,三种说法也均存在“法家”概念模糊的问题。若正本清源,“法家”是指主张以法令为主要治国手段的学术群体。《管子》中的法家是“齐法家”,具体对应《八观》《法禁》等十五篇文章。在厘清齐法家概念、篇目和重新审视晋法家的基础上,可知学界关于齐法家温和而晋法家极端的判断--齐法家重视工商业而晋法家抑制工商业,齐法家重视礼而晋法家排斥礼,齐法家重视道德而晋法家不讲道德--或难以成立。齐法家、晋法家相对而言,是否具备学派特征而构成法家两大子学派,值得进一步探讨。

拯救与重塑:近代中国变局下的法家发展论

在近代中国大变局下,西学东渐浪潮触发了近代法家的复兴,涌现出一大批呼吁以法家理想来实现“救世”的著名学者。清末学者梁启超提出要重新思考法家的价值,主动将法家“以法治国”论述与西方法治标准进行对照并做出解释,但这些观点被打上了以“洋物”观“旧物”的烙印。民国学者常燕生、陈启天等人基于对生物史观的认知,提出“新法家说”和“新法治主义”,但这些主张具有“新裳”与“旧皮”嫌疑,仍是未竟的理论创建事业。当代学者喻中提出“法家三期说”,用动态视角理解法家学派,推动法家研究进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但引起了分期等于未分期的现象出现。在前人基础上“,法家发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法家三期说”进行焕新升级,是坚持以“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一次尝试。

黄老道家、齐法家与《管子》学派(齐法家笔谈之二)

在表面的异同之下,需要通过基于哲学概念的文本分析才能挖掘经典的思想关联。通过初步考察发现,《管子》不是综合的,而是驳杂的,但“《管子》四篇”是相对内在一致。后者处于儒道法之间,也是内圣外王之学的最早的正面表达之一。以三晋法家为参照进行齐法家研究,有利于把握法家的整体特征,也能凸显齐法家的个性和独特价值,亦利于辨明齐法家和儒家、道家、阴阳家的关系,甚至可以帮助确定齐法家的文献。需要注意的是,揭示齐法家和三晋法家的异同,需以细致的文本对照解读为根据,避免简单地对二者作截然二分的判断。从经济角度考量《管子》的学派归属,其法家属性显然。作为齐法家之代表,《管子》与三晋法家之《韩非子》均包含丰富的术论思想,对其进行比较,既可见它们同为法家的共性,也可揭示先秦法家思想的多样性。这对客观认识和评价法家不无裨益。

先秦法家法治观与大学生党员法治观念塑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不忘本来,面向未来。以奉法强国观、法治利民观、变法改革观、公正执法观、法治人才观等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法治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党员法治观念塑造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同时不断从传统法治文化中汲取给养,实现从治乱到治世、从利民到人民至上、从变法改革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刑无等级到严格执法等六个方面的继承与超越。

现实主义与先秦法家--根据由来与理论补正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循法家学说之实而正其名,主张用“现实主义(者)”来解读之。先秦法家“争于气力”说或“尚力”说为此种解读提供了内在理据,此种解读也已为当代中国法家研究者所接受。但是现实主义的解读也造成了先秦法家的“法”思想与“术、势”思想的分裂,造成了先秦法家所宗与后世解读期待之间的分裂。矫正这种分裂的途径,在于更新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区别于“古典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既可有效地解释政治的“动力来源”问题,亦可有效地解释“秩序保障(稳定性)”问题。二者兼顾,可以较好地避免对先秦法家解读的双重分裂,还法家思想以应有面貌。

当代法治建设语境下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理论研究

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我们客观、全面对待传统法律文化遗产,深入挖掘与现代法治建设契合的因素,进行现代解释与阐发,使其在现实环境中焕发勃勃生机。本文以古代法家法治思想为主要内容,研究了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君主集权制度的重要影响,以及与现代法治建设的同构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土壤和文化根基,期望传统法律资源能够实现现代性转化,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今天发挥古老的力量与智慧。

法家治国的主要方式、路径转变及现代启示

法、术、势是法家治国的主要方式。法、术、势三种方式的综合运用,标志着一种有别于“礼治”的新型“法治”治国模式的生成,体现着古代君主治国方式从阴谋到阳谋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法从秘密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测”迈向公开的“布之于百姓”;术从驾驭群臣的诡诈手段变为选任考核官员的公开之举;势从非人力所控的“自然之势”转向“抱法处势”的“人设之势”。法家法、术、势思想构建起一种公开透明的“阳谋”治理方式,为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文化传承与价值支撑。

法家弱民思想本义及其管理学意蕴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企业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并将其深植于厚重的社会文化根基之中。然而,由于偏离发展轨道、非理性否定和独立性丧失等原因,对传统文化的误读现象广泛存在。本文强调了理论创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对解决当代经济管理问题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经济管理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揭示了在现代汉语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认知体系上的古今异义现象。此外,还探讨了法家思想在经济与管理领域中的研究现状,并强调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进行问题分析和提出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最后,对法家思想中的“弱民”概念进行了字源分析,归纳了“弱民思想”的整体视角内涵,并探索了其在管理学中的意义。

书写的错位:略论司马迁笔下的“法家”

司马迁对“法家”的认识是“法家”认识史上的重要阶段,应结合其父司马谈的定义(内涵)和《史记》本身的书写(外延)来界定。将法家诸子作为传主看待,《史记》的书写有独传、合传、家传三种类型。独传类型中,对商鞅的书写显示出了典型的法家特征,对李斯的书写法家色彩则显得略逊。合传类型中,对韩非与吴起的书写具有法家色彩,申不害、李悝、慎到等人似未被司马迁纳入法家。家传类型中,子产亦未被纳入法家。司马迁对法家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补全了司马谈对法家的定义,具有偏传主的倾向,但却显示出了历史书写与思想史书写的错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道家哲学:渊源与异变

长期以来,法家思想中的道家政治哲学渊源因为法家思想的高度“经验化”特征而被遮蔽。依据观念史文本分析,自法家“势治”流派代表人物慎到开辟“援老入法”路径以来,善道引领下的“良政”一度成为早期法家理论家的理想蓝图,“道法融通”一度成为法家诸流派的研学方向。然而,法家“法治”派所开辟的“事功”倾向,逐渐遮蔽了针对法家的道家化“形而上”命题而作的探讨,再经由韩非子和李斯的“术治”改造,法家根据“因循”、“守静”、“自然”而追寻的“良道善政”的理想,转化为“幽闭群臣”的“权术督责”之道。

平生乐书道 唯求清凉境——访书法家孙伯翔

一、寂寞之道下的碑学求索盖守丽(以下简称“盖”):孙先生好!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之托,很荣幸对您进行专访。2023年11月26日,您在天津孙伯翔艺术馆举办了“孙伯翔九十书画作品展”,展出的90件书画精品力作代表了您人生经历的90年风华,我想这对于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吗?

海南书法家系列Ⅱ张岳崧(4)

有部书画家大辞典评价张岳崧,说他“尤长大字”。张岳崧的“窠大字”主要是匾额书法,以木刻保存下来。《张岳崧书法汇纂》(张正义、张昌赋编注)辑录张岳崧榜书匾额15件(个别不可确认真伪),多是张岳崧为海南各地的祠堂、庙宇或旌表、祝寿之所书,其中“维则堂”“荫槐堂”堪称代表作。陈永正《岭南书法史》谓张岳崧书法“势雄意健”,正适合其榜书。其榜书庄正端穆,朴厚劲健,表现出深厚的功力。然个性不够鲜明,基本属于馆阁时风,当时从皇帝到大臣多为这种风格。

章太炎对法家与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

晚清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态势,章太炎率先擎起法家的大旗,开启现代法家研究之先声。章太炎对法家历史的祛魅为研究法家思想提供了契机,在还原法家历史时,他重新廓清法家学派与法家思想的概念及其联系,并融合儒、法思想以重建法家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冲击,章太炎主张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强调因循传统和习俗来制定法律,镜鉴西方法治思想以熔铸中国的法治精神,并通过法家“著述定律”、法吏“听事任职”实践这一法治理想。虽然章太炎的法治建国思想含有颇多理想化成分,但他在法律准则的制定、法学学科的设置、法吏建设等方面的理念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直接推动了现代法学研究的新探索。

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理论构造与现代省思

先秦法家的法治理论包含法属性论、法运行论以及法价值论三个部分。在“法”的属性定位上,法家认为“法”作为一种以赏罚为内容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成文规范,有助于强化君权,调动民力,以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因而是君主治国理政的必要手段。在“法”的运行层面,法家设计了“君—吏—民”以及“君—吏”两条法治运行路径,试图将包括君主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之中,并实现政治权力的理性化运作。在“法”的价值层面,法家着力阐述了“法”应具备的内在品格,包括法的公开性与可理解性、稳定性与内在统一性、社会适应性以及普遍性与权威性,认为这是法治能够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法家法治理论对当代法治建设仍有借鉴价值,但要实现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对接,还须经过三方面的重构与转化:君主中心主义的民主化转向,法律工具主义的主体性升格以及法律价值属性的现代性改造。

海南书法家系列Ⅱ张岳崧(5)

张岳崧行书表现出两种风格,所书林则徐《庚子岁暮杂感四首》代表着一种风格。此书在四首诗后题日:“右林少穆先生杂感诗四首,道光庚子岁,在粤东时病中作也。乙丑长夏,客窗多暇,偶忆录之。”所录四诗与今见林则徐原作不完全一致,或以为是张岳崧回忆有误所致,但真实情况尚待考。此作线条偏细,刚健俊利,章法疏朗,节奏生动。从线条、结体和章法看,明显受唐代李北海影响,可以判断,张岳崧于李北海下过功夫。

论先秦法家平等观的嬗变历程

先秦平等观在当前的学界中有比较多的研究,但关于法家平等观的嬗变研究则稍有些不足。通过对法家平等观的发展梳理后,发现其可分为早中后三个阶段,探讨了三个重要的平等问题。早期的法家主要探讨平等的主体归属问题,中期的法家分析平等的维护问题,后期的法家思考平等的体系化问题。后期法家韩非融合并升华前人的理论,因时代原因也延伸出僵化和专制的倾向。先秦法家的理论主要随着这三个问题的探讨走向完善。

中国当代知名书法家 郭廷君

郭廷君,字天生,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祖籍山东汶上,先祖可追溯到唐朝名将郭子仪。1961年于山东省水利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2001年于山东水利职业学院退休后,曾返聘到青岛滨海学院任教。郭廷君先生执教近50年,学生逾万人。

法家典籍的法治思想英译探析:翻译伦理视角

在中国历史上,法家以“法”贯穿其理念核心,由法家先驱商鞅及其学派后人所撰写的《商君书》,业已成为展示中华古代法律文化的代表。文章以客观性、描写性、可操作性为参考要素,基于安德鲁·切斯特曼的三大翻译伦理,即再现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探析戴闻达和尤锐两位译者如何译介《商君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法治思想。研究发现,两位译者基本遵从上述翻译伦理,但对部分法治内容的表述仍有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宜的翻译伦理模式,以更好译介我国古代优秀的法治思想。

“不挑毛笔的书法家”等六则

不挑毛笔的书法家书法家使用的毛笔都十分讲究,正是因为有了柔软的毛笔笔锋,才能写出千变万化的书法作品来。唐宋时期,很多人喜爱用兔毛制成的笔,因这种笔使用的兔毛颜色发紫,所以也被称为“紫毫”。兔毛做的笔柔软但很贵,鸡毛做的笔就要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