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三期论的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

法家三期论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将先秦至近代以来的法家思想作分期化的研究。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更清晰地认识法家思想脉络,为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智识资源,并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自思想史文献的拓展,研究视野及方法转换的角度,法家三期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拯救与重塑:近代中国变局下的法家发展论

在近代中国大变局下,西学东渐浪潮触发了近代法家的复兴,涌现出一大批呼吁以法家理想来实现“救世”的著名学者。清末学者梁启超提出要重新思考法家的价值,主动将法家“以法治国”论述与西方法治标准进行对照并做出解释,但这些观点被打上了以“洋物”观“旧物”的烙印。民国学者常燕生、陈启天等人基于对生物史观的认知,提出“新法家说”和“新法治主义”,但这些主张具有“新裳”与“旧皮”嫌疑,仍是未竟的理论创建事业。当代学者喻中提出“法家三期说”,用动态视角理解法家学派,推动法家研究进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但引起了分期等于未分期的现象出现。在前人基础上“,法家发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法家三期说”进行焕新升级,是坚持以“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一次尝试。

法家三期论

法家三期论,是关于法家的分期理论。根据思想背景、政治背景的不同,法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其中,先秦法家代表了法家第一期。20世纪上半叶的新法家代表了法家第二期。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富强的目标定位与依法治国的方略选择,代表了法家第三期。三期法家具有共同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世界竞争格局。世界竞争格局是三期法家共同的约束条件,也内在地规定了三期法家的思想内核与理论逻辑。为了应对现实性的世界竞争格局,三期法家以富强作为目标,以法治作为手段。法家第三期正在生长,其未来前景取决于它与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与交往。

从法家三期论看律学的兴起与衰落

从汉初至清末,传统中国的律学经历了两千年的演进过程。律学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可以在法家三期论的理论框架下予以透视。在法家第一期,当法家学说从显学转为潜学之际,律学开始兴起。清朝末年,随着新战国时代的来临,法家第二期随之兴起,律学则随之走向衰落与终结。立足于法家第三期所形成的距离感,回望律学的兴起与衰微,可以较好地解释律学、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律学是法家学说一个局部的技术化表达;律学可以对应于法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那就是刑法解释学;法家学说与法学只有少量的交叉,多数内容是各行其是。

明代法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重视法令、倡导革新、富国强兵等方面,明代法家思想延续了先秦法家的一贯思路,但在与儒家、道家等思想的融合中,又有不少创新,提出君臣平等、天下之法等主张,将法律治理向基层社会延伸。以现代法治的标准审视,明代法家思想不乏局限性,但它以法制推动改革、严法整饬吏治、正视刑法作用、初步构建起法制的民主之基等,仍显示出积极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的法家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秦法家对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先秦法家的主张。先秦法家偏好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认同。从1958年直至1975年,特别是在毛泽东晚年,他正式思考法家。毛泽东反复论及法家人物,反复阅读法家文献,以"厚今薄古"概括法家,以"评法批儒"彰显法家,把他对法家的思想认同转化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理解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从法家的角度来看,法家第三期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毛泽东的法家观及其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描绘毛泽东的法家观,有助于理解法家学说、法家第三期在当代及未来中国的命运。

法家模式评析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立足于19世纪末期开启的新战国时代,可以用法家模式来解释中国模式。百年以来,尤其是当下,中国追求富国强兵,强调依法治国,注重加强和改进政治中枢的领导。这些主导性的国家实践、政治实践,都可以在法家学说的框架下得到解释。从根本上说,法家模式是新战国时代的产物。但是,仅仅沿袭法家模式是不够的,应当在法家的功利追求之外,为中国模式增添更多的伦理资源、道义资源。在法家第三期的背景下,应当思考法家模式转向"新儒法模式"的可能性。

法家的类型学考察

关于法家的类型学考察,既涉及到学术思想类型中的法家,也涉及到法家内部的学术思想类型。从学术思想类型的角度看法家,可以清晰地洞察法家从诸子百家中凸显出来的姿态,以及法家在先秦学术思想框架中的位置。从法家内部看法家的类型,法家可以分为齐法家、晋法家,甚至还可以有秦法家。但是,着眼于法家的历史演进,则可以把法家的历史类型划分为第一期法家、第二期法家、第三期法家。法家三期理论可以为当下及未来中国的学术思想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

法治主义及其对立面:梁启超对法家思想的界分

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思想主题。按照梁启超的界分,在先秦法家思想中,既包含了法治主义,同时也包含了作为法治对立面的术治主义与势治主义。因此,先秦法家思想是法治主义及其对立面的混合物。而且,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优越于术治主义与势治主义。法家的法治主义虽然是一种积极的思想观念,但较之于儒家的仁治主义,依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启超对于法家思想的界分及其比较,既对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以西方思想作为参照来观察法家思想的产物。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界分,尤其是对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的彰显,展示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纠缠,以及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权衡,因而具有强烈的、值得解读的思想史意义。

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法家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早已形成了理学与工学并立的知识格局。在法学领域,按照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分野,则可以形成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的并立。法律理学侧重于法学基本原理的探究,可以称为理论法学或法律理论。法律工学主要在于实践与运用,它追求的目标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法律工学就是法律工程学,也可以理解为实践法学。先秦法家学说主张以法治国,并强调通过以法治国实现国家富强,具有法律工程学的性质。至于法家第三期,则可以视为法律工程学的典型样态。阐明法家学说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性质,有助于厘清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亦有助于法学知识体系中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二元格局的形成。

当代新法家研究及其主要价值

当代新法家研究,从时间跨度上看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对先秦法家、清末民初近代新法家的研究,内容既包括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及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对清末民初近代新法家代表人物及思想的研究,甚至还包括对当下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新法家研究的兴起有其历史和现实必然性,研究成果可主要概括为法家"三期论"和国家主义法治观。当代新法家研究可以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历史渊源,提升中华传统法治文化自信;也可以经由反思性批判,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镜鉴;特别是历代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服务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