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学派中的信任观——从《管子》《商君书》到《韩非子》

对《管子》《商君书》与《韩非子》三部经典的法家著作中的信任观与信用观进行了分析,得到法家学派信任观的四个特点:重视个体信用但并不盲信道德;明确信任的作用但对信任非常谨慎;试图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角度来保障信任;辩证地区别了个体信用与国家信用这两种不同层次与重要性的信用。法家学派塑造过辉煌的国家建设成就,其信任观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法家学派的由来及其界限

战国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和有师承关系的儒者和墨者群体，但并不存在以家标名的学派，更不存在有明确师承关系或其它内部联系的法家学派。儒墨道法等家产生于汉代的学术总结，而百家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学术。法家区别于他家的界限是"言""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治术。

论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的变异

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大都得以落实。然而,在此过程中,法家思想发生了变异,集中体现在法家"真精神"的遗失。法家"法"的精义、变革现实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贵公抑私精神及法、术、势结合的理论体系等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使得法家后来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帮凶。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剥离和清除这些消极的东西,以为我们的社会确定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

法家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分析

中国与希腊是两个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而且，法治理论产生的时代也大体相当。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代表，而古希腊的法治思想的典范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法家与亚里士多德身后，留下了两种不同的法哲学传统。法家与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律...

论《管子》书系学派著作

论《管子》书系学派著作胡家聪《管子》书出于稷下学，是学术界顾颉刚、冯友兰等先生的共识①。作为“百家争鸣”学术中心的稷下学官，伴随齐国威王、宣王变法改革、富国强兵从而兴盛起来。威、宣时争霸、称王又准备称帝，举着承继齐桓、管仲霸业的旗帜。上有行之而下有效...

法家重刑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人性好利论是法家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刑大于赏、轻罪重刑、反对赦免是其特色。法家的重刑思想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导致了统治者对刑罚的迷信与崇拜及其酷刑与酷吏现象的出现,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忌讼与耻讼的心态,抑制了中国部门法以及中国法学的发展。但重刑主义思想中以刑去刑的思想也为当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田齐法家法制理论的主要特点

提起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人们习惯地想到秦国商鞅变法,以及秦法家著作《商君书》。但在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中,不仅有秦国而且有齐国的法家学派,前者的代表著作是《商君书》,后者的代表著作则是《管子》。这就是法家学者韩非把二者提到并重地位的“商、管之法”(《韩非子·五蠢》)。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注意,又加上《管子》研究有其难处,因此前人对秦、齐两国法家学派的法制理论未曾作过比较研究。在作秦、齐两国法制理论的比较研究之前,不能不简要地提到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历史发展。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任用吴起先后实行的变法运动,其性质都是新兴地主制经济在旧贵族领主制经济的母胎内已孕育成熟的条件下。

此“法家”非彼“法家”:古籍所称“法家”词义考析

从四库古籍和古代法律文献序跋中搜得123次“法家”用例,考其词义,可分三类:学术史上之学派名称,律学、刑幕学、司法检验学等刑名之学,典狱之官。典狱之官这一“法家”新义,泛指古代刑事司法官吏,作为一种职业名称,系《四库全书总目》之“法家类”提要所未揭示。这三类“法家”词义均非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原型含义,即“此‘法家’非彼‘法家’”。窥此一斑,可以印证中国古代之主流思想和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儒家思想,先秦法家学说被秦汉以后的儒学所吸融;中国古代法和中华法系远不限于“律令法”与“律令体制”,而是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构成的“礼法体制”;从刑事法,即律典的角度而言,瞿同祖先生所谓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乃是不刊之论,而今日中国之现代法治绝不是法家之治。

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中国古代法家的行赏观述要

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中国古代法家的行赏观述要刘志坚古往今来，赏之于国，赏之于社会组织，无时不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措施和手段。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们，为了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为了树立并捍卫适合于特定阶级，特定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法律观念和价值观念，引导人们...

先秦法家孝道思想及当代价值

孝道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先秦时期众多思想流派都阐释孝道思想,学者更多关注儒家孝道思想,文章通过对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法家学派著作来展示法家对孝道思想的阐释,更加丰满地理解先秦孝道思想,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养分,寻求其当代价值。

商鞅的改革精神与今天的改革

1996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观看话剧《商鞅》时为剧情所动而潸然泪下。法家巨子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的潮流,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自己却被顽固派所羁绊。本文试图对商鞅变法进行简要的历史分析并与当前中国的改革攻坚进行分析比较。一、商鞅其人与商鞅变法(一)商鞅是刑名之学的集大成者“年少有奇才”的商鞅被刑名之学的奠基人李悝视为衣钵传人,成为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商鞅胸怀韬略,善言辩。

晋国成文法的形成试探

所谓成文法,即由中央制订、公布而行之于全国的法律。中国最早的成文法产生于春秋末期的郑、晋二国,其中晋国成文法的影响最大,所以战国时期的三晋就成了法家学派的摇篮。因此,研究晋国成文法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对于晋国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本文即试图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索。

我国历史上两种商业管理思想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在商业管理思想上,出现了自由放任和国家统制两种思想的对立。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基本上是强调国家统制。在近代同样存在这两种思想和管理方针的斗争。了解和研究这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借鉴意义的。

《管子》法律思想初探

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作者及学派性,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贯穿于《管子》全书的法律思想是基本统一的,自成体系,独立一说。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客观现象来进行分析、研究。

论稷下学风

稷下学宫的设立,在我国先秦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创举。它不仅兼有学府、研究院和统治者的智囊团等多方面特点,为中华学术文化思想全方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学宫中逐步形成的学术风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稷下学风的特点,分析其精华和糟粕,研究其产生的根源和影响,是总结我国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稷下学宫史钩沉

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官,是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它伴随着齐国统治者进行封建化改革而兴盛起来。稷下之学对当时各个学派兼容并苞,通过“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稷下之学承前启后,宏博精深,遗留下的古文献众多,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

《管子》书作者

一、《管子》书非管仲作之原因晋博玄曰:“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引)唐孔颖达亦曰:“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 (《十三经注疏》本《春秋正义》,《左传·庄公九年》)杜佑指略序曰:“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王先谦校刊《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十一引)宋代学者,发现更多之疑问,非但认为《管子》非管仲所作。

《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

在《管子》书中有一组引人研究兴趣的古文献,这就是《管子解》。《管子解》今存五个篇目、四篇解文:《牧民解》只有篇目,解文佚失;四篇解文是《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和《明法解》。《管子解》是一组什么性质的文献呢?郭沫若同志曾指出:“《明法篇》别有《明法解》,逐句解释,如一经一传,分明是师弟之间所传授的讲义录。”是的,《管子解》正如郭氏所说,是战国时《管子》原本编成书后,稷下学官传授《管子》诸篇的讲义录。为了探讨这部讲义录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及其著作者,特写成此文供研究者参考。

论如何增强领导者的权威

不同的人对于权威的理解不同。我国古代便产生了职务权力和个人权力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仁治”,主张“为政在人”,即依靠个人权力实现统治;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则提倡法治,主张依靠职务权力治国;西蒙在《管理行为》中这样叙述权威:“本书中采用的权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