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定法:禅宗法度论的审美意蕴

禅宗法度论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审美意蕴。禅宗视法度为幻有,质疑成规旧法,破除知识习见,却并不否定法度的价值。受禅宗法度论影响,中国艺术家意识到,法由心生,以意运法,当下生成,法无定法。中国艺术形成了质疑与反思审美传统、文化秩序和艺术规则的法度意识。这是中国艺术注重创造精神的体现,对于高扬审美活动的创造性、培养独立平等的审美人格、突破单线进化的艺术思维,都有不可忽视的美学价值。

明清文论视野中的法度论

明清文论视野中的法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文学法度的肯定与推扬;二是对文学创作具体法度的探讨;三是对文学法度的理论阐说。明清文论家对文学法度的论说,为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与特征提供了参照。

清代文学法度论的三个维面

清代文学法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有法维面的论说;二是对活法维面的论说;三是对“至法无法”维面的论说。清人对文学法度的论说,在整体上体现出建构与消解并重的特征,他们将“有法”与“无法”这两个命题在深层次上予以了融通。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予以了有力的消解,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从"活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二是从"至法无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将"有法"与"无法"两个命题在深层次上融通了起来。

宋代文学法度论的三个维面

宋代文学法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有法维面的论说;二是对活法维面的论说;三是对“至法无法”维面的论说。宋人对文学法度的论说,开始体现出建构与消解并重的特征,它为后世文学法度之论的深层次融通作出了铺垫。

明代文学法度论的三个维面

明代文学法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有法维面的论说;二是对活法维面的论说;三是对“至法无法”维面的论说。明人对文学法度的论说,在整体上已体现出建构与消解并重的特征,它为法度论在清代文论中的更深层次融通作出了铺垫。

晚近词坛多元门径中的清真法度与创作实践

晚近词坛在浙常交融的背景下,辅以新旧文化之争,词坛呈现多元门径。周济的“宋四家说”奠定多元门径的根基,王鹏运、朱祖谋等清季四大家、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词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修正与拓展。作为学词门径之一的清真词,其精工博大、格调天成的清真法度被奉为学词之至境,陈洵、夏敬观、朱师辙、邵瑞彭、汪东等人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效法。词人对清真词的追和实践可视为师法清真最直接的体现。晚近词人师法清真也往往存在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分化、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创作冷热不均等问题。

恪守法度之乐

《明史杂俎》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日早朝,朱元璋突然问身边的群臣:“天下何人最快乐?”有人说,功高盖世者最快乐;有人说,位居显赫者最快乐;有人说,金榜题名者最快乐;有人说,富甲一方者最快乐。朱元璋听后都不满意。这时,一个叫万钢的大臣答道:“天下守法度者最快乐。”此言一出,众皆愕然。朱元璋连连点头,称其见解甚是独到。

從“宋朝文法”到“大元法度”:蒲室疏的異域傅播與受容

笑隱大訴《蒲室集》中收錄的百餘篇疏文,自14世紀中葉傳入日本後,被尊馬中土疏文的典範,凝定馬“蒲室疏”這一專名而成馬日本五山禪僧的四六寫作範本,“蒲室疏法”成馬一種專門之學。此一是因為蒲室疏在體制上遵循一定格套、結構較馬固定,便於當時對四六創作尚處於茫昧階段的日本五山禪僧學習模仿;二是因馬蒲室疏大量徑用經史類外典、對仗工巧切繳等造就的端重典雅的館閣文學風貌,與宋代帶有山林蔬笋之氣的禪四六迥異,契合了日本五山禪僧外交文書寫作的實際需求,獲得在幕府外交中擔任要職的絕海中津的大力闡揚。蒲室疏這種文章學特質的形成,既與大訴的教育經歷和高級僧官身份有關,也與元代漢文化遭異族文化入侵、駢體文衰落,大訴有意振之的文化心態有關。蒲室疏繼承的並非南宋以來的禪四六寫作傳統,而是與之保持了較大的疏離,回歸到士大夫四六的寫作範式。它淡褪了南宋以來“五山文學”的世俗化一面,呈現出較單一的士大夫化面貌,是“五山文學”在元代的新轉向。

从六经的病传病解法度探讨《金匮要略》湿病及其病传之病机证治

基于六经的病传病解法度,探讨《金匮要略》记载的湿病及其病传的病机证治。认为《金匮要略》中的三阳湿病病机为湿邪侵犯、困束肌表,三阴湿病病机为胃气亏虚、湿邪袭表,治疗湿病在表的总则为“微发其汗”。三阳湿病的治疗,太阳寒湿病可予麻黄加术汤,阳明湿病可予一物瓜蒂汤,太阳阳明湿病可予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少阳湿病可予柴胡加白术防风汤;三阴湿病的治疗,太阴湿病可予防己黄芪汤,少阴湿病可视风邪与湿邪的轻重而予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厥阴湿病可予乌梅苓桂术甘汤。湿病病传可致黄疸、肾着、历节,可分别予麻黄连轺赤小豆汤、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桂枝芍药知母汤(风湿历节)、乌头汤(寒湿历节)。

基于“推陈致新”理论探讨仲景补泻法度及其临床应用

推陈致新思想指在权衡患者身体状况后,利用药物偏性使机体生理功能得以恢复,自发祛邪生新。推陈致新思想贯穿整个《伤寒论》体系。推陈致新时机与方法的把握要“以症为度”“因势利导”“助阳化气”。本文以《神农本草经》《内经》“推陈致新”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伤寒论》原文,结合后世医家及现代医学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伤寒论补泻思想,以期揣测其补泻法度,为《伤寒论》学习及临床遣方用药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原创法度:哲学原创本质、方法和规范的逻辑分析

中国当代哲学原创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对原创及其普遍认识条件即思维操作方式的意识。有三种形式的新知 :经验、规定的认识、反思的认识 ,而只有其中反思的认识在实质地添加普遍理论知识并且是精神的主动创造的成果。原创属于反思的认识 ,是对事物存在的普遍本质和统一原理的积极构造。问题意识具有内在批判结构和方法阐明作用。创立一个新型问题意识也就获得了思维的新起点和新方法 ,从而奠定了哲学原创的基础。哲学原创的合法形式是综合式前提批判亦即先验批判。这种先验批判要求必须跳跃式地暂时超脱具体的问题对象而从解决问题的可能的最高概念开始 ,然后逐次推进。其中的“跳跃”构成一个问题转化情境 ,由逻辑批判与先验决断来完成 ,而接下来的概念构造在先验决断的引导下表现为一场持续的从普遍到特殊方向的先验批判。先验批判内在地产生出哲学原创的自律机制和有效性规范。

时势与公理:陈亮政治思想中的法度观

陈亮的法度观体现出时势性和公理性两个基本特征,并构成事功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前提。作为历史解释的中心范畴,法度表现出因应时代情势而发展的历史主义精神,并试图符合至公的价值目的。法度的公理性主要在于对私性的规范和制约,尤为适应了远古社会之后复杂分化的人类情性。这种体现人为正义的制度安排在现实发展中透露出一种非完美性,需要纠治法度主义的弊病。同时,陈亮透过对祖宗之法的诠释探索积极改革的善治之路。在近世早期,他代表了法度思考的一种高度发展形态。然而,即使像陈亮这样重视法度,究极而言都难以真正认同一种完全客观自行的法度机制理念,并且不能割舍对于人类积极道德能力的乐观主义信念,从而无法摆脱法度与道德智慧之间的紧张性。

从水浒好汉与法度的矛盾看学界论《水浒传》的新倾向

水浒好汉冒犯国家法度有出于对正义的追求,但也有只顾私情的成分,而当时的国家法度为权奸所利用,因此对法度本身有是否应该完全遵从的疑问。从特定时代的政治或社会形势出发对水浒事业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恰当的,是没有看到《水浒传》反映的人情与法度的永恒矛盾意义的。

先秦尊师重教的礼数法度

先秦把师与天、地、父并列,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持续了一个"恒道"原则———尊师重教。周朝按照名位、官阶品级分划了一整套礼仪等级制度,用"法度"即法统、条律贯彻之。师的地位、职责、作用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对于尊师有一整套严格的礼数法度。先秦圣哲尊师重教的睿智卓识以及周代所制定的一整套尊师重教的礼数、法度,对后世教育制度的发展、衍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向“意”转:唐宋书法的审美之变及在书论中的体现

唐朝书法以“楷体”为主,重视书法的法度,而宋朝的书法审美则转变为“尚意”,成为书法家追求书法之“乐”的载体。宋人书论中所展现的,无论是欧阳修的“静中之乐”、蔡襄的“神气为佳”、苏轼的“意造无法”,还是米芾的“随意自然”,都是宋人对唐人书论“尚法”的反拨,也是宋人体会到了书法对于人内心修养的自然功用和“适意”的审美体验。

爱情、亲情与疫情,法度、态度与跨度--昆曲现代戏《眷江城》的成功与缺憾

作为昆曲现代戏的一次相对成功的尝试,《眷江城》让亲情爱情在疫情中淬炼和升华,温暖人心。但剧作在向“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的美好目标掘进时,却少了“每个人都曾是一座孤岛”的残酷历程的展示,对题旨单向度的处理使剧作在很多地方滑向简单直白的态度表达,使戏剧冲突多集中于人物之间充满善意的“瞒”和“识”,而少了更为强劲有力的外在善恶较量和苦难反思。在舞台呈现上《眷江城》基本实现了程式法度与现代生活的融合,让昆曲现代戏的创作有了一个新的跨度,为昆曲在当下的可持续发展标示出一种新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