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与标准的关系及引用模式研究

全球范围内,标准作为支撑法律法规实施的重要技术手段已成为普遍现象。本文详细阐述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内涵、区别和联系,系统梳理分析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技术法规和标准的相互关系、引用标准的方法,以及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引用标准的现状和问题。基于我国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制定目的和规定内容,研究提出不同层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引用标准的模式建议,即法律、行政法规引用标准时采用“普遍性引用+标准清单”的模式,部门规章引用标准时视情况采用“普遍性引用+标准清单”“直接引用”的模式,政策文件引用标准时采用“直接引用”的模式。

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救济——兼从公益与私益博弈的视角分析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的频繁运用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防止行政规划利益配置的异化,实现公益、私益博弈的良性动态平衡,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必须克服因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影响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改进权利实现路径,完善制度设计,重点是完善和加强规划确定裁决前的程序保障和确定裁决后的法律救济。

论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界定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方法

在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的界定过程中,可以通过具体的权利义务、适当的权益和相当的因果关系等三个理论标准,以及空间、动态、权属等三大实践方法,对具体的城乡规划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进行界定。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首先通过实践方法界定大致的、形式上的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范围,再通过理论标准判断实质上的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从而达到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护真正的利害关系人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等权利的目的。

还强制性标准以本来面目——以标准与法律之区分为视角

强制性标准因其冠以“强制性”而被误认为是法律。有必要从理论上澄清这种误会,还强制性标准以本来面目。强制性标准只是标准的一种特殊类型,而非法的一种类型,法的体系中没有强制性标准的位置。强制性标准的内容是技术要求,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其功能作用与法律显著不同。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性”指标准的强制实施效力,而非法律的普遍约束力,标准的强制实施效力属于“外部约束”,其来自法律而非标准本身。还强制性标准以本来面目,旨在将它当做技术规范而非法律规范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强制性标准,才能正确把握强制性标准在法律中的定位,才能在司法中规范适用强制性标准,避免混乱与差错。

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浅议“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为依据,分析审判实践中法官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理解和认定规律,通过对比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实践中法官该问题的认定,是以起诉人所属的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为标准。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起诉人的诉权,同时也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本文提出"权益直接侵扰标准",作为认定起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依据,以期为司法实务界提供更为明晰的判断基准。

“法律上利害关系”新表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生成模式探析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法律上利害关系”由以下三个要件构成 :利害关系人公法上的权利 ;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 ;公法上的权利与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共同构成了“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本文还详细论述了各个构成要件本身的内涵及其考量因素。

技术标准在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中应用的司法审查

技术标准能够提供一种精确的事实性见解,是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解释的良好素材。但技术标准的机械性、独立性、多元性特征可能挤压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所预留的灵活性,导向与规范目的不相符的解释结论。专业知识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司法不能对技术标准的应用进行审查,在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解释中应用技术标准不属于判断余地。司法可以依循是否应当援引技术标准进行解释、应当选取何种技术标准进行解释、个案解释结论是否符合规范目的三个步骤对行政机关应用技术标准的行为进行审查,以求排除行政机关怠于进行个案判断而一概诉诸技术标准的危险,缓和技术标准所提供精确事实性见解和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所预留灵活性之间的张力。

论公司利害关系人之间利益平衡的法律机制

公司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人格。公司人格犹如一层面纱,从表面上看,公司利益是属于公司这个法人的,但是,突破这层面纱,本质上,公司利益却是属于包括股东在内的公司利害关系人这一整体的。为使公司经济良性循环与长远发展,需要构建公司整体利益平衡的法律机制。

中蒙石油天然气领域标准化管理模式及法律比较研究

本文从我国与蒙古国石油、天然气领域标准化管理模式及法律体系出发,重点梳理我国与蒙古国标准化管理模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梳理我国与蒙古国有关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规定,比较两国有关石油和天然气的含义,管理体系,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及方式,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程序,申请开采石油、天然气许可证的材料和矿权类型等六个方面的法律规定,分析二国法律法规之间规定的差异点。从而得出中蒙两国石油天然气的标准化管理体制间的差异以及政府干预的风险、环保合规风险、合同被解除风险和劳务用工风险四个方面的法律风险以及相应的防范措施,为项目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论行政诉讼适格原告之界定——有关"法律上利害关系"内涵的实证分析

如何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界定规则不仅 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国行政诉讼中 关于确定起诉人原告资格的主要依据是《行政诉讼法》 第2条及第4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条至第 18条则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其中第12条规定:"与 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基于法律体系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标准化体系构建

科学构建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标准化体系是解决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的有效手段。文章在客观论述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效力位阶、单位分布、内容分布三个层面系统分析了中国实验室安全法律现状,进而提出了借鉴现有法律构建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标准化体系的建议。

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法律法规标准现状及获批产品汇总分析

目的:梳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FSMP)的法规标准,汇总分析已获批产品的相关信息,为产品研发、申请注册、临床使用等提供参考。方法:从管理和应用的角度,对与FSMP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进行汇总、解读和说明;从产品数量、产品类型、适用人群等方面对已批复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进行总结分析。结果: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已形成相对完善的标准和法律法规体系;截至2024年3月,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已注册181个产品。结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标准和法律法规是产品研发生产、注册审批及临床使用的依据,FSMP的批复信息是产品研发、临床应用的重要参考信息,应加强了解和掌握,促进FSMP的研究开发和临床应用。

保护规范理论新探——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思考

刘广明案引入了保护规范理论,为实现“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连接主观公权利和行政诉讼的桥梁,其解释基准经历了从旧保护规范理论到新保护规范理论不断扩张地历史嬗变,兼具法规范基础的确定性和解释的灵活性。但各级法院在应用保护规范理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保护规范理论机械适用以及误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行政法解释规则以指导保护规范理论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完善保护规范理论的解释规则,探索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路径,从而实现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精细化。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双向转诊标准及运行机制的法律风险研究

双向转诊作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作者以某市为例,通过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双向转诊的权利义务问题、双向转诊标准、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法律风险等方面展开分析,进而提出明确医共体模式下双向转诊的形式和内涵、细化双向转诊标准,优化有序转诊、加强双向转诊信息平台建设和患者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论标准合同法律关系的构建

标准合同是个人信息出境规则极重要的组成,上位法、相关法的根系深埋其中。本文运用体系解释进行规范分析,研究标准合同法律关系的构建。在法律主体方面,将个人信息处理者、境外接收方限缩解释为企业、出境非自身或家庭事务相关信息的自然人、非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在法律客体方面,借助相关法,解释“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法律表述不准确;在法律关系内容方面,细分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

行政诉讼法上的法律上利害关系

法律上利害关系确定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新标准。然而这个标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什么是法律上利害关系,法律上利害关系应如何认定。在实践中,针对同一个案件事实,法官在认定中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与差异。因此,在现有的法律规范和法理基础上讨论法律上利害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原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界定

我国行政诉讼法上原告资格的确定标准是法律上的利益关系,但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导致这一标准过于模糊而不具操作性,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无法通过诉讼途径得以救济。本文拟通过细化确定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两大要素;权益与因果关系,以期该现实问题得以解决。

以“法律上利害关系”为入口的公益之诉——兼论法官在行政审判中的“合社会性”思维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法院对于行政诉讼原告的包容性应该是不同的,而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得不承担在两个占有社会资源并不等同的群体之间的利益调节的重任,所以,行政审判在解决社会纠纷时难以回避原告资格这一尴尬的难题。面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迫切以及相关制度的匮乏,试图充分发挥解决纠纷功能的人民法院,只有在已有规则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并在结合司法权和社会本体"视域"的前提下,铺展法官自由裁量权,提升司法行为的意义,设计出适合时代需要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小议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界定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行政理论与实务界的焦点问题,由于传统理论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缺陷,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发展的重大症结,根据我国行政法制度设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是一个关乎公民权利能否获得行政救济的前提性问题,对其界定关系到行政诉讼之目的、行政诉讼之价值取向。在我国原告资格的核心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界定是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的核心。本文拟从日本对"法律上的利益"、台湾对"权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的界定进行分析,试图更好地解释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称"法律上利害关系",使其更加适应时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