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下乡与娘家的丢失——一个乡村女子“孽缘”故事的人类学考察

一桩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叔侄女婚姻违背了传统的"同宗不婚"禁忌,却被社会主义中国的婚姻法授予了合法性。婚后小家庭和女子的娘家,在文化意义上,彼此死亡了姻亲身份。而传统婚姻制度在于织就一张乡村亲属链网,该链网能够提供人们生存所需要的大量帮助。国家法律除了给人们一纸证明外,却不能提供具体的日常生存资源。

法律下乡与离婚自由——一起乡村离婚事件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在法律下乡的社会大背景下,离婚自由并没有成为乡村社会婚姻场域内行动者自觉的实践。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取向还是不确定的,因为仅仅依据法律还不能够为乡村婚姻带来良好的秩序,传统婚姻习俗的"地方性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村民在婚姻场域内的行为逻辑。

“法律下乡”过程中的制度博弈与妥协

本文围绕广西合寨村的个案,探讨"法律下乡"过程中,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政治和法律传统的冲突、博弈与妥协问题。广西合寨村以壮族为主体,它曾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并以"都老制"下的血缘宗族自治组织为特征。新中国建立后,伴随"政权下乡",国家法律权威借助行政、司法体系以及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活动,逐步自上而下地渗入村民的法律生活和法律观念。新旧制度在合寨村治和村庄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接触和磨合,"习惯法"并未彻底消亡,国家法则时常借助传统的方式或者形式外观来实现。在合寨村的日常治理或纠纷解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村规民约",就是新旧制度博弈和妥协的典型产物。

地方性规范瓦解与法律下乡——以河南农村退出婚约为例

自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就一直存在两套规范体系在相互较劲,一套是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它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另一套是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它是维护地方秩序的根基。但是直到20世纪末,在乡村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地方性规范。乡村真正发生质变是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地方性规范及其赖以为支撑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国家法律呈现出主动下乡与被迎接的态势。法律下乡进一步肢解了乡村地方性规范。

“法律下乡”的不理想——《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如何被农民所知和所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推进器之一,农民对其敬畏而不予高度支持,昭示着"法律下乡"的不理想。困境的出路可能在于,治理者与参与者的良性互动,但关键在于治理者真正做到与环境的构成相符合基础上,持续不断地通过具体案件的效率与公平的处理来落实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国家主导到草根需求:对“法律下乡”两种模式的分析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为了整合农村发展,国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普法以及建立村民自治制度等方式大力推动"法律下乡",由此形成了"法律下乡"的国家主导模式。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以来,由于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日益高涨,农民通过自觉学法、用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形在各地兴起,这一过程使国家立法透过农民的需求加快嵌入农村,调整乡村社会关系,进而构成了草根需求下的"法律下乡"模式。当前"法律下乡"模式的二元化具有重大意义。两种模式在产生原因、实现方式、具体目标、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彼此衔接,同时,两种模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规则多元化、选择性治理与法律下乡的进路——以岳平县平和村的纠纷调解实践为例

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的范式转换是乡土司法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当下的中国农村,农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彰显,主张权利的行为也在不断增多,人际关联的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乡村司法实践的场景和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格局下,乡村权威在日常的纠纷调解实践中,已经不再是无所不及,而越来越青睐于'选择性治理',法律下乡逐渐具备了实践的社会基础,现代法律逐步成为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武器。但是,仅有现代法律并不能为乡村社会提供良好的秩序来源,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构建规则多元化的法律实践图景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法律下乡的困境与出路——以《被告山杠爷》为例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法律下乡伴随着政权建设而实施,在城市取得成功,却在乡土社会举步维艰。电影《被告山杠爷》表现的正是如此困境。本文以分析乡土社会的性质以及困境产生的缘由为脉络,试图对推进法律下乡提出浅见。

大同市总工会联合律师送法律下乡

山西省总工会康振华报道近日,山西省同市总工会组织工会/律师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深入云州区倍加造镇"农民工驿站",开展以"尊法守法·携手筑梦"为主题的送法律活动。由3名律师、4名工会干部组成的志愿服务队来到云州区倍加造镇"农民工驿站",向前来登记信息、了解法律知识、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和村民发放宣传资料近1000份,现场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为农民工耐心解答法律咨询。

村落中的法律动员:农村普法的现代性语境和困境

农村普法是农村的现代性叙事的新剧情,充满了法治视野中的农村想象。它是社会转型期培育新型农民的要求,是一种整合和协调农村社会关系的新理想,是实现由村民到公民转变的重要渠道。农村普法作为法制观教育,还是一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形式和价值观教育形式,是乡土道德理性的现代性重建。村落中法律动员正面临着困境,农村价值系统和农民文化的阻抗,稚嫩的农民理性和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向使其面临成败考验。

“信仰”还是“策略”——当前中国农民的法律观

中国法治进程的实质是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以"普法"和"司法下乡"为主要形式的法律下乡表面上是向农村社会输入了法律知识和司法制度,其实质是以法律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权力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国家权力挟法律知识和法律制度进入农村社会的同时,也受到了农村社会的反作用,在这个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当前农民将国家法律当成生存策略的畸形法律观已然形成。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拿起法律的武器”:法律何以下乡?——湘中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四个田野个案的深入分析与比较发现:伴随农村社会结构巨变、农村社会关联弱化、农民长远生活预期丧失与乡村社会惩罚机制缺失,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由"无讼"社会、"无需法律的社会"走向农民"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的法治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已经和正在部分地内生出对现代法律的基本需求,营造出农村法治化所需的社会空间、社会结构与社会土壤,农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行为日渐成为乡村化解纠纷实践的常态;农民"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身权利时亦遭遇深层次困境,主要体现为行为选择的权宜性、法律运作的关系化与社会效果的内卷化。应从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建设现代化与法制化农村的高度,重塑农村社会整合机制,匡正农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行为。

浅析农村早婚现象产生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城市地区出现了"剩男""剩女"现象,多数人认为我国的婚姻市场已经由早婚早育转变为晚婚晚育。殊不知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受农业社会早婚文化,成家立业的传统观念,性教育的缺失,男女比例失衡和法律意识不强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早婚现象。要缓解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法律下乡"、提高性教育、引导婚姻新风尚等途径解决。

“富人治村”中的纠纷解决——基于浙东J村的考察

随着'法律下乡',越来越多的村庄纠纷被法律所格式化,从而衍生若干明确的货币诉求,这对村干部调解纠纷的能力乃至总体的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税费改革后村庄治理资源却在不断下降,治理愿景和治理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裂痕。以'富人治村'来弥补基层治理能力的不足,在纠纷调解中,有可能出现'贴钱'这种以金钱逻辑解决金钱诉求的权宜性行为。金钱本是纠纷中使权责明晰化的一种手段,但'贴钱'却让金钱替代了规则(无论是法律规则还是村庄的'地方性知识'),是非观和公正观被模糊,同时,'贴钱'行为呈现和强化了'富人治村'的治理逻辑,富裕阶层实现政治垄断和政治排斥。最终,'法律下乡'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皆难以达到理想化状态。

冯震远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4月21日,在嘉兴市政协“送法律下乡,助社会治理”主题活动中,嘉兴市律师协会会长冯震远以《民法典的立法表达与时代精神》为题,从专业角度、结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对民法典进行了系统解读,给群众上了一堂通俗易懂的普法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