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新发展

法律与发展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失败和在90年代的复兴引人注目,需要法学界作全面而客现的评价．其失败可归咎于其局限性,其复兴则应归因于人类对发展的追求及法律与发展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权与市场经济为新法律与发展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理论上的反思与探索则为它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使它有可能依循新的模式实现以法律变革促进社会发展的宗旨．

新法律与发展研究现状及其趋势

法律与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些学者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法律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由于其所固有的局限性导致了理论研究受到冷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一些国家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法律与发展研究采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新一轮法律与发展研究再次兴起。新法律与发展研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法律改革。

法律与发展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发展

法律发展是一项目的性事业,法律发展受发展观的影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历经多次变化,先后产生了四种发展观。当代中国的发展观应该是以人权为中心,高度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新发展观的要求,人权保障、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将是我国法律发展的重点领域,需要实行观念与制度上的变革。

“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法律传统的独特道路,在立法、司法、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结合国际"法律与发展"理论,探讨和总结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的发展模式,意义重大。这些议题包括:法律与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国际经验、立法领域的中国经验、司法改革的中国特色、和谐社会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职业的中国特色、法学教育的中国特色、中国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国法律发展中的国际因素。

“法律与发展运动”对中国的启示

法律与发展运动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失败之后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在90年代出现复兴的迹象,美国仍有诸多学者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有学者称之为"新法律与发展运动"或"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新发展"。法律与发展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理性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从长远或长期发展的角度而言的,且法律和法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发展之初,国家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当政策转向对市场依赖时,国家的力量逐渐让位于法律制度,法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会逐渐突显。中国的发展呼唤法治,法治也必将促进中国的发展。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时代已经过时,中国的发展应更多的关注人权、关注公平、关注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从运动到领域:21世纪“法律与发展”的多维面相

作为一场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全球性法学运动,21世纪的'法律与发展'已经或是正在从运动转向领域,并至少呈现出四个维度的实践面相。政治维度的法律与发展政策是由西方法律援助产业所派生的,并以向广大受援国推行法律援助项目为目标。学术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具有行动导向、学术自治、理论构建和科学考察的混合知识风格。理论维度的法律与发展研究正逐渐形成以宏观理论研究、中观经验研究、微观部门法和个案研究为主干的理论体系。科学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评估集中表现为法律指标运动、法治评估运动和法律知识散播的前后相继。面对21世纪的法律挑战,南方国家的法律与发展学者有责任共同联手并努力探索符合各国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律知识。

略论转型时期法律的作用——基于中国证券诉讼制度发展的初步分析

中国证券诉讼制度的发展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在转型之初法律必不可少,其他社会规范能够替代法律的部分功能;但随着转型向纵深发展,利益群体的兴起将提出改革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此时为维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应当认真对待法治化治理方式。

猫头鹰和小猫咪:法律与发展有未来吗?

在过去的50多年里,法律与发展理念先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完整的版本。然而,无论哪个版本的法律与发展理念均以失败告终,这表明普遍性和简单性没有认识到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随着法律成为发展的一部分,作为发展的法律预示着法律理念的破碎,但承诺解放是各版法律与发展所共同表达的理念。时至今日,作为实践的法律与发展要求我们吸取宏大叙事和普适方案的教训,并且加倍努力地探索地方语境下的经验知识。

社会的至上和法律与发展的失败

在过去的20年里,法律与发展(“法治”)项目已经在全球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这些项目针对司法改革、法律培训、宪法和法典起草、法律移植、反腐败活动等。通过对近期法律与发展的回顾,许多参与者和观察者认为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注定是失败的。本文注重把周围的社会环境作为解释这一失败的重要理由。本文首先提出“法律与发展”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并且不应当被视为一个“领域”。接着,本文考察了三大主题:法律发展、法律与资本主义和革新的法律与发展方案。通过详细阐述每个主题背后的思想,本文展示了周围的社会环境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之后,本文指出由于缺乏对实际环境的熟知,法律与法治项目从一开始便总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运行。本文展示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法律与发展理论工作者是如何把本国的思想向具有不同背景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的,进而有可能带来有害的后果。作为结论,本文认为虽然发展法治是重要的且应当继续推进,但是法律无法承载经济发展或是革新方案的期望。鉴于国家法律制度持续失败,我们应该支持或是创制法律的功能性替代方案。

“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法律传统的独特道路,在立法、司法、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结合国际'法律与发展'理论,探讨和总结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的发展模式,意义重大。这些议题包括:法律与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国际经验、立法领域的中国经验、司法改革的中国特色、和谐社会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职业的中国特色、法学教育的中国特色、中国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国法律发展中的国际因素。

我们从法律与发展学到了什么——描述、预测和评估中国的法制改革

本文运用和评价了现有的分析工具,并描述、预测和评估了中国的法制改革。本文的目标在于阐明改革中的各种路径和方法论,以求更好地评价各种相互矛盾的改革战略。通过借鉴中国的具体实例,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通常与比较法和新法律与发展密切联系,同时着眼于解决更加广泛的问题,即我们关于法制改革的所知和所惑。通常来讲,我们的描述性隐喻过度简化了改革的过程,进而无法解决预测的问题。现有抽象的法治评估指数限制了我们预测成败以及获取有效政策建议的能力,而由于法制改革在特定国家的多样性和路径依赖,我们的能力仍有可能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相互矛盾且备受争议的标准以及漫长的改革时间表阻碍了我们主动评价法制改革的能力。尽管如此,我们对法律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解释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进一步的研究将更好地阐释这一过程。因此,过早地放弃法律与发展的复兴将是一个错误,正如美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错误地放弃了上一轮的法律与发展。

全球法治与发展运动的知识考察：一个反思的视角

相较于冷战时期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后冷战格局下的法治与发展运动是法治全球化的产物。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法治与发展运动旨在为法治援助机构提供促进后发法治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理对策。作为国际学术思潮,法治与发展运动的智识观念源起于全球发展、法律移植、法律与经济、制度框架以及国际法治援助。在全球和地方两个维度,两轮法律援助批量生产的法律知识产品主要包括科学型法律知识、逻辑型法律知识、意识形态型法律知识和信仰型法律知识。本质上,法治促进产业体现了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法律知识竞争和政治利益博弈。在知识治理的时势背景下,当今全球法治与发展运动面临六大知识转向,同时我国宜采取一种务实、结盟式的法治外交姿态。

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

法律与发展研究始于一种特殊的立场,“法律”与“发展”这两个词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便反映了这种立场.但问题是,面对20世纪60年代的冷战时期,即后殖民时期,法律改革如何才能有助于第三世界的自主发展.

法制现代化理论的流变:基于西方法学史的考察

考察西方法制现代化理论的流变有助于廓清其内在理路,并为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西方早期的法律发展理论是法制现代化理论的思想渊源,系统的法制现代化理论形成于美国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法制现代化理论受到了来自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有力批判;在回应批判的过程中,法制现代化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

中国式农地制度百年变迁的规律及其启示

作为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的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我国当代农地制度的百年变迁所蕴含的规律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具历史镜鉴意义。运用发展法学系统方法论的分析证明,农地制度的百年变迁呈现出利益互斥型制度与利益共容型制度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运行机理,深深植根于不同时期国家与公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内与国际关系之中,形成推动农地制度变迁的三重动力。实践证明,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人民民主权利又是制度现代化的根本,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这既彰显了发展法学的解释力与指导力,亦有助于以中国本土样本解答法律与发展研究中的世界难题。

法律与国家繁荣——读《所罗门之结:法律能为战胜贫困做些什么》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法律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一国的繁荣"这一问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作为"法律与发展"领域中由著名学者撰写的最新力作,《所罗门之结:法律能为战胜贫困做些什么》一书论证了法律在国家兴衰中的关键作用。消除贫困的最好办法就是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持续增长的秘诀在于创新。通过为创新建立法律的宏观架构和微观架构,创新者与投资者之间得以形成牢不可破的"所罗门之结",共同致力于创造财富而非攫取财富。对法律、创新与增长的研究不但解释了中国过往的经济成就,而且为中国未来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民法典的制度创新与发展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之集大成者,在新中国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从民法典编纂具体工作参与者的视角,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着重对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民法典对民事法律制度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介绍。

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

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法大规模输往拉美国家,占领了全球新商人法,猎食了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的法律改革,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发起攻势。这些典型例证表明,美国法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形成具有复杂的背景和动因。结合这种趋势,从法理学和比较法的角度反思法律与发展运动,审视法律现代化理论,拓展法律移植研究,并关注当代世界法系格局的新变化,不仅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

产权保护是企业投资必须考虑的因素,是一种成本。为在招商引资竞争中胜出,各地所采取的策略不只包括改善交通、减免税赋、优惠地价、提供低价水电气等,还包括优化社会治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放松管制、改进法院司法等,要减少企业投资面临的综合成本,成为"投资洼地"。如此,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确已呈现出法治建设竞争的迹象,而这种基于资本流动驱动的法治建设竞争有效约束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更是促成我国产权保护机制生成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与企业相比,地方民众的议价能力过弱,这也使得我国的地方法治建设是资本驱动的法治建设,民众的权益保护明显不够。

世界法治指数的缘起与流变

世界法治指数和法律与发展运动关系密切,其早期实践可追溯至1971年美国梅里曼等人从事的法律制度定量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时期,国际政策界对法治的热情催生了世界银行治理指数与世界正义工程的世界法治指数,并产生深远影响。但国际学术界对法治指数始终存在正反两种评价。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世界法治指数是继法系地图、国别地图之外的一种新的世界法律地图绘制方式,具有简化、歪曲、引导、暗示和传播五种特性;同时它也是全球化时代法律散播的新形式,在进口来源、散播层次、散播路径、散播解释方面具有多样性,在散播效果方面具有长期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治评估及指数研究引入中国并取得长足进步,但其方法论引起法学界的反思,我们应从比较法学界对法治指数的批判分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