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ESG实践?——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9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2013年年末在7个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进行实证,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进行ESG实践,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企业绿色创新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ESG实践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不仅促进了企业进行环境(E)方面的实践,也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S)和提升自身治理水平(G)。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国企,非国企中碳交易政策对ESG实践的影响更强。对于当年当地没有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企业,存在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企业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ESG实践的影响更强。

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法律规制研究

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法律规制既是推动流域和海域水污染一体化治理的法治选择,也是建设美丽港湾、实现黄河入海口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当前,多元主体视角下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协同治理还存在市场主体参与法律规定落实缺位、公众参与法律规制与客观现实疏离、黄河流域管理机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受限等问题。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需求,亟须落实市场主体参与的法律法规路径、拓宽公众参与法律规制范畴、明确黄河流域管理机构法律地位,为黄河渤海交汇带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协同方略提供法治思路。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分析了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命令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显著正向影响;②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间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效应;③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建议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方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

AIGC时代学术期刊出版的新兴风险、法律规制及其协同治理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极大程度提高内容生产与学术研究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学术期刊出版的各种新兴风险.我国当前数据与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以及AI领域的新法律文件在应对学术造假、版权争议、隐私泄漏等AIGC升级风险时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针对AI的专门立法体系亟待完善.在缺乏合理有效法律规制的情况下,AI企业的技术自治与学术期刊出版的行业监管成为防范风险的有效武器.在大数据与AI技术高速发展的未来,只有充分利用好法律规制、技术自治、行业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才能保证AI负责任的创新,推动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平台隐私政策的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互联网应用得以大面积普及,虽然便利了日常生活,但是也带来了侵犯用户隐私权、泄露个人信息等负面影响。通过深入探讨网络平台隐私政策的法律规制问题,对隐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用户对相关政策的认知与态度、隐私保护法律规范的发展等突出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规制对策,为网络平台隐私政策的长远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C2C型在线短租民宿的法律问题及规制研究

目前,C2C型在线短租民宿已经成为共享经济领域的一大热点,Airbnb、蚂蚁短租等知名在线短租平台的出现使得在线短租民宿迅速占据市场,在许多城市已经逐步取代传统酒店成为了旅行者们首选的住宿方式,同时也为房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其平台责任的缺失,房东和房客互相侵权以及引发不正当竞争和税收风险等弊端也显现出来。本文在分析其法律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强化短租平台的责任、加强交易双方保护以及明确房东法律地位等方面提出对于C2C型在线短租民宿模式的规制路径,以推动在线短租行业的合法有序发展。

京津冀生态协同政策对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探究京津冀生态协同政策对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效应,文章基于2009—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以京津冀地区整体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合成控制法,评估京津冀生态协同政策实施对其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效应,并进行有效性检验。研究发现,京津冀环境规制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波动幅度较小,仍有提升空间;生态协同政策实施对区域整体的环境规制效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其增长速度相较于别的地区是缓慢的,这表明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对此,应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加强顶层设计,从深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方面,逐步提高京津冀环境规制水平和生态协同治理能力。

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

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的临床应用为神经和精神类疾病患者带来健康福祉。然而该技术涉及对大脑神经元活动的影响与改变,产生新的法律问题,尚未引起立法的重视。立法滞后的根源是对精神领域保护的忽视、对技术不确定性双重面向的忽视,以及大脑信息特殊性的忽视。对此,应当确立精神完整法益的立法保护;完善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过程中的知情同意;对大脑信息进行特殊保护。从而保护患者的自我决定权、精神完整性、隐私权,实现患者最佳利益。

建设工程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环境健康风险正在以新的、更为复杂的样态呈现,给现阶段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我国建设工程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存在风险规制依据不充分、环境标准与健康需求不匹配、环境健康风险信息缺乏有效沟通、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模式未发挥实效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环境健康基准研究,同时将重要健康指标纳入环境标准体系,完善环境健康风险沟通制度,构建多元风险交流机制,推动工程建设与环境健康风险管理制度的协同治理,确保公众的环境健康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法律与政策规制

分析了孵化器组织形态选择、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孵化绩效评估等孵化器建设核心内容中所涉及的法律与政策约束问题,从法与公共政策的视角,探寻了法律与政策的规制路径,认为法律规制与政策保障对孵化器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完善孵化器规制政策的建议。

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的法律规制探讨

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得社会福利社会化提到了议事日程,而民政工作实务的现状和社会福利立法的理论探索都涉及到政策的定位、政策的原则、政策与现行法律的衔接等相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对此进行法律规制加以保障。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政策性银行法律规制的探讨

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产物的政策性银行,其运作还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定,应完善对政策性银行的法律规制体系,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论环状型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制

环状型交叉持股是由三家以上的公司依次循环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若干股份而形成环状型的持股系统。根据环状型持股的公司之间是否具有控制依附关系,环状型交叉持股又可分为普通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和异质化的环状型交叉持股。普通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属于一种间接交叉持股,它在公司资本、内部治理等方面带来的危害相对比母子公司之间的直接交叉持股要低得多。但异质化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因异化为变相的直接交叉持股,它可能产生的危害与直接交叉持股完全一样。对于异质化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应按直接交叉持股对待,应借鉴"区别对待主义"的做法对其进行规制。而对普通的环状型交叉持股,应在信息披露以及反垄断规制上予以完善。

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多维特征与法律规制

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和非竞争性、风险性、业务范围的周期性、地域性、专门性等特征。现阶段,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法律制度存在法律制度缺位、法律地位模糊不清、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亟待构建现代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法律制度,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后危机时期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因应与规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视域

产业政策宏观调控的法律机制已成为宏观调控法的重要构成,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适时将"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选择,而通过产业政策指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发展,还存在制度性缺失和法律障碍,应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法律规范和体系,实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法治化与可持续发展。

山西林业政策的滞后性及其法律规制——以忻州为例

忻州五台山区是山西八大林区之一,改革开放后,林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近几年由于林业政策的滞后性,农民个体造林的经济效益不能兑现,严重影响了农民的造林积极性,延缓了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本文在分析了现行林业政策的滞后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制措施。

“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法律规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旨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政策导向下农地流转的全盘铺开,法律滞后将触发农地流转合同失范、合同违约等一系列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风险。当前农地流转法律体系不健全,农地流转合约无序化现象的频发严重挫伤了农户放活经营权的积极性。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保障农户土地流转利益,提高土地流转合同履行效率,关键在于完善土地流转法律制度。此外,政府应当配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激活市场要素的需要,健全农地流转保险机制和服务机构。

协同一致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的研究

在各国对明示的卡特尔采取严厉措施后,卡特尔行为日趋隐蔽化,协同一致行为已成为卡特尔的主要形式。我国《反垄断法》刚颁行不久,尚未建立完善的规制卡特尔的法律制度,学术界对协同一致行为的研究和探讨也较薄弱,因而对协同一致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从协同一致行为的概念和特征入手,分析了协同一致行为产生的原因,阐释了对协同一致行为进行规制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协同一致行为的法律规制方法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