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

法律与社会科学运用的方法论,最为重要的是如下三个部分:由"中国概念"带来的中国法律实践特殊化的效果,由"价值中立"获取的客观描述中国特殊实践得以形成的所有要素,以及由"实然推导应然"揭示出中国实践真正遵行的非国家法(习惯法)。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的指引下,法律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试图给出有关"中国法律实践"的最恰当的解释和说明。不过,由于所有类型的"中国概念"均不具备使得中国实践特殊性的主张得以成立的能力、由于所有描述中国实践的努力必然会运用价值判断、由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不能相互推导,所以,法律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

关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一种非典型性误读——与陈景辉先生商榷

法律中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运用破坏了诠释法理学所构筑的"完美"体系。《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一文通过方法论的绑定批判,导致了对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一种非典型性误读。法律和社会科学不是一种学术进路,而是许多进路的粗略总称。其共同特征是,用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去揭示被传统法学的概念和教义遮蔽的法律背后的问题和逻辑。

超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纷争——特集导读

一、本期专集的内容简介本期“法律与认知科学”专集一共收录了四篇论文。此处,先对其内容作一简要介绍。成凡的《法律认知和法律原则:情感、效率和公平》一文写作于2014年之前。该文只在法律和认知科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宣读过——但它却是2014年之后国内诸多法律和认知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在葛岩老师组稿的《法律与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法律和认知科学”特集中,成凡所著的《权利来自于哪里:法律与认知的视角》一文是该文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