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主体新论

国内外学界几乎把法律主体混同于法律关系主体,或是等同于“法律中的人”;而且片面强调法律的规范性和自治性,忽视法律主体的内在条件,进而盲目地把动物、河流、人工智能等类推为法律主体。其实,法律主体需要兼备法律性和主体性。法律主体研究既要充分考虑被“视为”主体的实体享有并行使权利或权力的必要性,更要审慎思考其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法律主体”应当是指法学和法律根据现实中人(humans)的共性或类似性而构建的,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自主地做出法律行为,行使特定的法律权利或权力、履行相关法律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及其集合体。传统学说中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虽然简要地揭示了法律主体成立的条件,但存在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还需做更为充分而深入的分析论证,并作出明确而适当的限制。胎儿、婴幼儿、智障者和死者,是或可以是“法律中的人”,但不能成为法律主体;不能共享人类生命意识和价值观、不能承担法律责任的实体(如动物、人工智能等),更不能成为法律主体。

文学与法律:跨学科研究中的困惑、误区及理性回归

文学家与法学家身份的非个案式重合,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此文学与法律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开展二者的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开始被关注。于是有法学研究者对此发声,并且在"经济学包围"的压力下越过可能性的探讨而径直跨跃到了二者的跨学科研究。然而缺失了"可能性"探讨为前提的跨学科研究无疑是一种"意念先行"的预设式研究,同时"情急"之下展开的比较探讨,难免会成为"轻率的概括""表面化的理解"和"偏见的解释"。这不仅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变得含混不明,而且基于学科之间天然的或偶然的相似性而展开的所谓"跨学科视角"的研究实为"专业视角"的单一学科透视,还使得文学与法律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共同性被放大而差别性遭到忽视,从而导致对这两门学科双向的误读与曲解,得出一些空泛松软的"先验"式的结论。因此,真正基于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正期待着合理框架内的理性回归。

行政判例制作中的法律解释

行政判例的法律解释是法院包括法官在制作行政判例时就需要明确的法律问题所作的说明,以期对后来的案件予以约束指导的活动。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性,保证法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创制行政判例的主体应该只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最终归宿点应该以判例这样的载体出现。行政判例制作中除一般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外,还有构成性、合法性、合理性、利益衡量等具有行政法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

“文学中的法律”及其作用

"法律与文学"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滥觞于美国继而在中国兴起的一种学术运动,"文学中的法律"是"法律与文学"运动最重要的分支。"文学中的法律"以文学文本作为样本或者平台来探究其中所蕴含的法律问题,这就在研究者与社会现实之间设置了一个"媒介"(文学作品),"发现作品"和"解读作品"就成为研究者必经的两个环节。"文学中的法律"的研究对弘扬法的价值、普及法的知识、改进法学教学、加强法律修辞具有积极的作用。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及其限度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是"文学中的法律"中较早出现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学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意象的解读,不仅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提出了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学研究的价值的探讨。对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分析将有助于反思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人为社会与自然秩序——解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意识,它知道自己有能力创造社会制度,而且它的兴起与习惯的衰落密切相关,能不能以某种形式与习惯的瓦解一直没有停止破坏的经验重新结合起来呢?这种经验就是:人们的生活从先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一种秩序中获得了意义和方向。

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建构——从昂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看批判法学

作为一种法学流派,独树一帜的批判法学专注于批判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虽然对它的态度,有人予以褒扬,有人予以贬斥,但对于我们来说,更好地了解批判法学才是一种较为现实的做法,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了解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我国的法律发展也不无裨益。

在多元法律中的经济单一体:经济监督法中德国康采恩的地位

为了广泛实现反对限制竞争法的保护目的,康采恩在限制竞争法的框架中被视为单一体,其所属企业间的协调不再属于该法保护范围,并由此得以完全免除卡特尔局的规制。只要康采恩的形成本身不受合并规制支配,康采恩的形成便为其参加企业形成了竞争法上的自由空间。虽然信贷法中的康采恩并不具有企业属性,但为了有效实现银行监管的保护目的,许多个别的规定往往都将信贷机构复杂的持股结构的结合所造成的危险考虑了进去。无论如何,监督范围的比较显示,康采恩在监督法上作为总体是被特权化还是被不利化,对此无法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因为对它的把握程度总是依赖于各种不同的保护目的。

《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法律文化的交流是一项严肃、复杂的社会工程，需以理性的精神和不舍的毅力来对待。因此，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比较中外法律文化类型，关注当下中国法律文化实践，摄取人类关于法与社会不同模式的经验、智慧和理想，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新课标视域下的《生活中的法律常识》试题命制探析

浙江省实施新高考改革后,《生活中的法律常识》模块的命题一直处于探索阶段,试题的质量关系着考试的质量。2017年版新课标出台,新课标与新高考相互交织,如何提高命题的质量?笔者依据新课标对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结合近两年浙江选考试题中出现的问题,从考试内容、考查对象、试题文本等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论“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整体思想图景

学界通常认为,探讨文学法学内在关联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属于后现代思潮的典型产物。这种认识虽非显失妥当,但却失之简单。实际上,"法律与文学"运动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学术阵营,从其具体理论主张与主要研究方法来看,它既呈现出显著的反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后现代特性,又承继了"法律何以在更加正义的世界中服务于人类目标"这一现代主义法学的基本意旨;与其说,它是对现代主义法律观念与风格的后现代解构与反叛,毋宁说其是在现代主义法律观念之内的自反性后现代批判。

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探析——就审判利格斯诉帕尔默案与德沃金的对话

本文通过分析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 ,对法律的确定性、司法的自主性以及法律方法的纯粹性提出质疑。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来自于法律内部 ,对不同判决方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思维过程 ,但正是这个隐含的思维过程决定了疑难案件应当如何判决、法律应当如何解释。

法律与文学在中国的出路

法律文本尤其是其中经典的法律典范可以被作为文学作品加以解读和欣赏,而文学中必然能够反映和体现法律的意义和法律的事件。因此,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法律与语言的关系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关系。在我国,法律与文学交叉研究的价值所在是要挖掘和显示法律及其运行中自身无法反映出来的东西。即:人性和善德的法律关注,现象和本质的真实还原,法律与文学的双重审美和价值与方法的视角转换等。

“法律与文学”的困局反思--以“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方法为视角

中国的“法律与文学”发展到今日,面临着“未老先衰”的黯淡学术前景。此种困局的出现,主要应该归结于该领域研究过于依赖将文学等同于实证材料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存在偏差,以及将问题意识局限在宏大法理问题之内。尝试整合文学的人文主义进路、与具体部门法进行有效互动以及挖掘“法律与文学”各个分支的研究潜力,中国的“法律与文学”才有机会突破目前的研究瓶颈。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法律与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领域。本文拟从该研究范围的狭义角度"文学中的法律"和"法律中的文学"入手,分析"法律与文学"研究存在的可行性及其研究限度。二者有互相交融互相补充的交合地带,但法律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别亦构成了这一研究向外扩展的界限。

浅析设计作品中的公共权力与保护

纵观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再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对于设计工作的行业性质来说，对世界各国产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因此，设计工作性质富有一种特殊含义的文化财富，更是具有一种遗传与公共艺术的特性，它里面包含着公共利益的基因。因此，设计作品在法律的公权上，应享有一定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本文将以此为基点，从而分析导致公共权力在保护设计行业存在的问题，并讨论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改善和保护设计中的作品和设计师的权利和利益。

社会——法律发展的重心

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后者两个层面阐述了“法律发展的重心在社会”的观点。当大师们在用理论解析着这一观点时 ,立法、司法和法学的实践无不贯穿着“社会是法律发展的重心”这一红线。

网络中道德和法律的互补性

在网络中法律和道德在调节对象、惩罚措施、调节范围、表达形式、追求价值、监督制定、表达内容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具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缘于调节网络利益、构建网络文化和虚构网络关系的客观需要,因此网络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和调节手段的选择上要把道德和法律辩证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