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律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困惑

税收法律主义可区分为形式意义上的税收法律主义和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律主义。前者要求由立法者意志决定税收问题;后者还要求税法的内容必须公平。由于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税收法律主义正面临诸多困惑与挑战。

试论税收法律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缺失及完善

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法的基本原则,近代法治国家基本都将它作为宪法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与法治,从而制约了税收法律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据此,作者提出对宪法作相应的修正和补充。

迈向东方法律主义?——评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

络德睦教授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选择被美国妖魔化、贬值化和非法化的中国法进行讨论,试图揭示在对中国法进行异化过程中暗含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批判主义比较法研究的重要体现。但是,络德睦所提炼的"法律东方主义"现象内涵可疑,外延模糊,被"移植"到中国语境,会出现违背批判主义比较法学初衷的异化。而"东方法律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取代传统比较法范式的新范式。

论当代“泛法律主义”思潮的缺陷及成因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先天不足 ,在特定时期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经济无序化现象 ,强化法制建设 ,推行依法治国、依德治国成了必然选择。但由于对法治过分张扬 ,道德建设不能与时俱进 ,“泛法律主义”思潮也随之产生 ,具有较大片面性和缺陷。

论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在我国税法中的体现与贯彻

加强我国税法对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的体现与贯彻 ,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 ,更是实现“依法治税”目标 ,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法制经济相适应的根本保证。要从根本上实现税收法律 。

当代“泛法律主义”思潮之分析

随着“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的确立 ,法律成为社会生活中衡量事物的重要标准。但是当前出现的“泛法律主义”思潮却影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青年是最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群体 ,对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教育应克服“泛法律主义”思潮的倾向 ,以避免“泛法律主义”

税收法律主义与我国税收立法完善

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法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律主义作为税法基本原则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对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和依法治税大环境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我国税收立法应在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指导下逐步加以完善。

论税收法律主义与我国税收立法

本文介绍了税收法律主义的基本内容,阐述了我国税收立法中税收法律主义的发展,并讨论了税收立法权限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税收立法应坚持的方向。

税收法律主义的法理基础

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收立法乃至税法实践的基本原则,是现代税法的理论基石。考察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的形成过程,借鉴人类需求原理与契约思想,分析认为税收法律主义的精神实质是民主、和人权保障,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税收法律主义与我国宪法的完善

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与罪刑法定主义构成近代国家保障人民权利的两大手段。它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目前我国宪法中还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律主义,在税收立法中也存在着很大的缺失,因此我们应该从授权实体和授权程序这两方面来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宪法。

试论司法独立与财税法律主义之间的关系

要改变行政本位的立法方式，促进立法机构民主化，实现“财税法律主义”；要有效地监控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裁量权，司法独立是严格适用法律最基本的要求。

税收法律主义与我国依法治税的实践

税收法律主义,或称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已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纳.在我国确立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不仅是实现依法治税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税收事业走向世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 一、税收法律主义的内涵和构成 (一)税收法律主义的内涵 税收法律主义,是指税收的所有课征事项,都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国家不得向人民征税.日本学者新井隆一认为,"凡对国民纳税义务的确定以及发生法律效果之各项要件,应一律以法律予以规定”.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国家非根据法律不得核课征收税捐,亦不得要求国民缴纳税捐,而且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时间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前提之下时,国家的税捐债权始可成立.此项原则,即称为税捐法定主义或租税法律主义.”[1] ……

东方法律主义的中国进路

由美国新锐学者络德睦所著《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在2016年由魏磊杰译成中文并出版后,引发了我国法学界的热议,"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表达日渐进入中国法律学人的日常修辞之中。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原因大体有二:其一,作为一种话语的"法律东方主义",因为涉及面宏大,议题性强,既能突破部门法的知识区隔引发法律人群体的讨论,亦可为不同立场之学人所借用,以资表达自身的政治偏好与倾向;其二,中国硬实力的不断提升,客观上也要求在软实力层面与之匹配,在知识生产中,更多地彰显自身文明的主体性,而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堪与这种时代的诉求相契合。法律东方主义造就的结果往往是作为主体的西方人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对于这样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不对其进行反驳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驳并不等于就是简单地否定。之于未来中国,这种"重置法律现代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的话语反转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的问题。建构中国新法治体系话语,绝非鼓吹学术义和团式的自我差异化,借此否定法治本身的"内在规定性"而填塞进其他东西,而只是意在对既有的褊狭的原教旨主义式的西方法治观念进行检讨与反思,以期为人类法治文明之精进开启另一种可能。本专题包含5位学者的短评,大体是对这一议题最新思考之结果,虽彼此之间论述视角与阐释逻辑各异,但最终的理论导向可谓异曲同工。诚愿这些点滴思索发挥抛砖引玉之效果,促发我辈学人能为中国法治之未来贡献更多的心力与激情。

法律实证主义的价值论问题--制度法论的解决方案与反思

“是”与“应当”的二分自休谟提出以来,经过康德的阐发而逐渐渗透到法哲学研究领域,构成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脉络中的隐匿线索。制度法论通过“制度事实”的概念架起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理论联系,运用法律原则的工具实现了价值与规范的汇合,借助实践理性的范畴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背景差异。制度法论尝试构建一种融合事实、规范和价值的法律理论分析框架,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来回应价值论意义上的休谟问题。然而,“原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二分无法有效地回应规范命题,“制度事实”的概念是对规范与价值间界限的混淆,规则体系在事实的前提中隐晦地演绎出规范性的内涵。制度法论虽然立意新颖,观点独特,但仍然陷入了事实、规范与价值的纠缠。

教育立法中的法律万能主义

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立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学校教育扩展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数量不断上升。教育立法不断扩展的背后蕴含着一切教育活动都要有法可依、教育方方面面都要法治化的观念,呈现出过分强调法律作用的法律万能主义倾向。这种法律万能主义视立法为工具,倾向于扩张法律的功能,模糊法律与道德、政策的界限,使法律承担过多的道德和政策任务;扩张教育管理者的权力,增加管理对象的义务;扩展国家的职能范围,缩小家庭和社会的选择空间。有必要对这些倾向进行反思。教育立法应当把握法治的宗旨,注意国家权力的界限、法律的局限,把法律运用于有限的、适当的地方。

卢埃林法律现实主义视角下疑难案件的司法进路

法律形式主义思维与方法在我国占据着核心地位,社会的疾速发展使现行法律无法贴合社会实践,疑难案件裁判面临困境。严格的形式主义裁判方式不利于社会实质正义的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与法律权威的需求督促着对疑难案件司法进路的探索。卢埃林现实主义有独特的疑难案件司法思维,强调法律的工具性,注重后果取向,对疑难案件裁判模式探索有很高价值,期望为我国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寻求一条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平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