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共治视角下代码之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分析

互联网技术与区块链技术赋能下的代码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和规制效力促成了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代码之治。代码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和规制效力是代码之治的正当性基础。就代码之治的合法性而言,我们需要采用二分法对莱斯格教授的“代码即法律”的命题进行解构分析,区分“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与“不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两种情况。对于前者,公权力应将部分法律无力有效管控的领域和场景让渡给代码主体进行治理,以起到补充与延伸法律治理的作用。对于后者,法律应该进行适当干预,纠正其对网络信息社会的治理偏差。我们应接受“代码之治”这种新的治理范式,并将单一法律治理模式转型为代码之治与法律之治的二元共治模式,从而更好地发挥代码规制效力与法律调整效力的各自优势,并通过代码之治与法律之治的融合,提升网络信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回归法律之治：税法拟制性规范研究

在税法领域,拟制性规范横贯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一种连接实体与程序之间的法律构造。拟制性规范大量出现,遍及主要税种和税收构成要件,使得税基得以扩大,税法漏洞得以填补,税务行政效率得以提升,正因如此,拟制性规范具备了形式上的正当性。但根本而言,拟制性规范既未践行稽征经济与效率蕴含的技术正义,也未坚守形式正义的法定主义,更未满足量能课税意涵的实质正义。拟制性规范与其说是税法建制原则的选择,毋宁说是基于行政的考量与决策。拟制性规范的大量运用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权力悄然扩张,进而使得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裹足不前。在拟制性规范不断扩张的当下中国,有必要认真对待税法中的拟制性规范,以法定主义对其进行规制,实现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转型。

法治国家视野下的柏拉图法律观探析与反思

通过对柏拉图正义理念的理解,对其国家治理形式由“哲学王之治最优选择”到“法律国家次优选择”的思想转变等法律观内容进行了解构和探析,认为他对正义理念的理解固然有进步和积极的一面,但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形式正义,而他对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关系的理解更是对其形式正义本质的再次暴露。这恰恰与其一直坚持的“哲学王之治”紧密相关,进而直接导致其构建“理想国”的最终美好目标无疾而终;而其晚年治国理念的嬷变却再次在实践和理论上证立了“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越性之所在。

复调的法治:规则之治与法律家之治

我们应从简单的规则主义法治观转变为复调的法治观。复调的法治观,以规则主义法治观为主旋律,以 法律家之治作为必要的伴奏乐。恰当的法律家之治可以弥补规则主义法治观的局限与不足。

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与逻辑

自古以来风俗承载着社会教化功能,具有深厚的地方文化特性。移风易俗的方式既有文化宣教手段又有规约治理手段。从治理论视角来看,移风易俗主要依赖基于"地方性知识"而形成的村规民约。通过实证考察黔东南地区瑶白、华寨、黄门三村发现,村规民约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村移风易俗的原因主要是旧有乡风礼俗过于繁复,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精神,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集体议定的移风易俗村规民约不仅内容细致具体,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风俗之治"与"法律之治"的治理范围及治理机制并不一致,"风俗之治"能够弥补"法律之治"的不足;乡村精英强有力地推进了"风俗之治",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具有比较好的实效。

产业精准扶贫财税激励政策反思与法治进阶

产业精准扶贫旨在通过发展产业,帮助扶贫对象脱贫,核心在于精准。而政府在扶贫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财税与产业扶贫难舍难分。产业精准扶贫中财税政策工具应用存在工具类型单一,精准程度不足,法治化思维欠缺的问题,难以与精准扶贫这一内在理念有机契合。产业精准扶贫的实现有赖于财税激励措施在内容上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在方式上拓宽收入类财税政策工具的应用,在形式上应当遵循法治底线,也唯有增强财税激励法律供给,政策之治僭越法律之治的局面才有望避免。

哈耶克法治主义自由观的认识进路

哈耶克的自由秩序理论体系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积极自由概念的确立更是使其理念无限趋近于洛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自由"的自由主义观点。哈耶克法治主义自由观的认识进路中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法律之治是法律的基本属性;其次,法治的根本原则乃是普遍利益;最后,形式合法则是法治当前的最大危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四个基本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四个基本点,即"法律之治";"依法之治";"宪法之治";"良法之治"。要坚实地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这四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论法治政府之外在规定性

法治政府是我国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是政府自我认识法律思维化的显著表征。从外延上看,法治政府是“法律人”之治,是具有政治权力合法性、政治行为规则性和政治关系稳定性的政府治理模式。

“法治”概念的另一种理解

“法治”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笔者试图从“法治”的渊源和其汉语的特殊涵义以及国际法学界对法治的普遍认同的概念入手,对其提出另一种概念理解,也即“法治”不是“法律之治”,而是一种人类理想的社会秩序类型,以期纠正人们长久以来对法治概念的简单理解。

从《圣经》看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宪政”特色

《圣经》记载的以色列王国的政治权力分为三部分:王权、祭司权与先知权;权力之间有制约关系,特别是王权受到祭司、先知权力的制约;各权力主体在律法之下行使权力,政治模式体现为法律之治与神权之治,以色列王国是主权在神的"宪政"国家。

菲律宾侨汇保障制度及其启示

菲律宾侨汇收入一直高居世界各国前列,这得益于其完善的侨汇保障制度。然而,菲律宾侨汇保障制度也有得失之处。当前,我国侨汇管理模式正迈向法治化,可借鉴菲律宾侨汇保障制度构建的成败经验,通过运用法治方式管理侨汇、注重保障华侨华人精神权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国情扩内需、营造透明和竞争的侨汇市场等措施,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的侨汇保障制度。

智能合约的构造与风险防治

传统合同的核心是追求法律效力的意志,且围绕该意志的执行产生了所谓的中心式架构。智能合约则相反,专注于交易方意志的自动执行,这使得意志表现为特殊的代码。同时,该意志追求的并非法律执行,而是机器软件的执行,从这一点来看,智能合约并非法律合同。智能合约由代码、代码验证与代码自动软件构成。代码表现交易方的意志,代码经过验证成为区块链上的有效代码,有效代码被合同软件自动执行。借助于三者之间的无缝衔接,智能合约弱化了意志,并消解了传统合同不可缺少的中心架构。从这个角度而言,智能合约是一种高度结构性与一体化行为。基于智能合约的三个构成要件的自有风险,分别是代码瑕疵、代码漏洞、交易方丧失"悔约权",目前对风险救济的途径主要是代码之治,未来亦有建构法律之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个人所得认定治理路径的转型

推进税收治理路径由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转型,不仅应当加快税收整体的立法,还应当增强法条的实际控制能力,并以法治理念规范税收政策的制定。《个人所得税法》中所得认定条款的实践检讨与困局突围,可作为研究此宏大命题的制度缩影。当下,个人所得认定的立法文本内容空洞,且规范逻辑存在缺漏,致使本应由立法机关保留的权力向行政机关下移,后者以政策为据主导着所得认定的实践。该现象的产生虽是法律工具主义理念导向的结果,但却是应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政策主导的税收治理模式背离此次税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应当转向"法律之治"。具体而言,应以课税要件明确性为目标,在立法中完善所得认定的基础性规则,并以正当程序理念重构政策的制定过程,从而限制财政部门的肆意裁量,确保政策目标服务于实质正义。

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和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起点、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跨越和突破:第一,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十八大后强调法治建设必须全面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对新时期、新阶段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全新部署,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重大任务,推出了190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

观《领航》“良法善治”之所感、所思、所想

法治是法律之治、良法之治。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第七集--“良法善治”聚焦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反映法治中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作为一名法院干警,笔者结合自己一年来在巡回法庭的工作经历,分享在工作中体悟与亲历的“良法善治”。

立法“小切口” 务实最管用

2020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第二十六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善于通过"小切口"解决实际问题,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法治是法律之治、良法之治。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利于依法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