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清理与法律修改、废止关系评析

法律清理、法律修改与法律废止均属于广义的立法,三者关系如何?它们有何异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对这三者进行选择和运用?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从立法规划看法律修改——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为考察对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制定类项目和修改类项目的"此消彼长",是我国立法工作由以制定法律为主向制定法律与修改法律并重转变的量化显现,体现了立法工作重心的渐进转移。修改类项目在各届立法规划中主要作为一类项目列入,且其落实情况总体上好于制定类项目,显现出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修改工作的重视。为更好地发挥立法规划在法律修改工作中的作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立法规划的落实率及其对实际立法的影响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之实证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为样本的统计学分析

自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有诸多基本法律的修改实践。以刑法修正案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之行使存在诸多"失范"的问题:现有的九部刑法修正案已经难以用"部分补充和修改"来定义,以及刑法修正案当中的诸多内容致使刑法基本原则的实现程度降低。基本法律修改权行使的此般"失范"问题,乃是立法在促成民主与效率价值时出现偏颇所致。故而,欲使此项权力行使由"失范"回归"规范",亦须在立法民主与立法效率之间寻得平衡,即将基本法律作一类型化,对于偏重立法民主的部门法律,其制定与修改皆只能由全国人大为之;对于偏重立法效率的部门法律,则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修改。

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修正案

作为我国法律修改的重要方式,法律修正案兼顾了法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一方面能够确保法律的稳定和权威,另一方面能够根据社会需要适时更新法律的内容。但是,我国目前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法律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法条序号设置不统一、表述方式使其无法直接引用、表决方式不合理以及实用性不高等问题。在法律修改已经成为立法工作重心的背景下,完善法律修正案这一法律修改方式显得尤为迫切。

论我国法律修改之应有规则——基于刑、民诉讼法修改中的“差别待遇”问题的分析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立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作为立法之重要一环的法律修改的重要性日趋突出。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应有的规定,使得刑、民诉讼法的修改呈现出典型的"差别待遇":修法形式被莫名适用,审议主体存在重大差异。根据依法立法、依法修法的原则,理应区别宪法、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确立不同修法形式的适用条件及其审议主体,以使修法活动走上理性操作之路。

法律修改与解释对市场经济社会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法律修改会频繁进行,如果更好地同时运用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则会为我国的立法和法治建设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共同填补着一国法律的漏洞,二者主要的原则相同,都是法律实践,其主体有时同一,二者也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而且理论和实践证明有的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的修改。

政府信息公开对档案法律修改的牵引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今年5月1日公布实施，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从此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并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如今政府与公众信息的不对称状况，同时保障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以及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权。如《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念：“政府是信息公开义务人，人民群众是信息公开权力人，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浅析保险监管机构名称的法律修改问题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是保险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之后 ,保险法律背景发生了较大变化。现行保险法律体系中出现了保险监管机构名称不统一 :法律规范用语的表达缺乏明确性 ;监管机构名称与监管实际名实不副等问题。因此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应对保险监管机构的名称作出相应的法律修改。

论我国刑事法律修改后公安机关的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模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一方面失去了一些原有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新的文化特质,经过长期实践,重新综合。

论我国法律修改的三种方式

法律修改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路径。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是我国法律修改的三种方式。这三种法律修改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各有其优势。立法机关根据需要适时地选择一种方式或交替使用多种方式对法律进行修改。考察我国法律修改实践,立法机关在运用这三种法律修改方式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法律修改已经成为立法工作重点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应当着手完善法律修改方式以提升法律修改的效果。

从法律修改的角度探讨“农地出让”理论

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土地,农村土地成为市场唯一无法有效配置的生产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解决办法就是"农地出让",进而带来"现代化绿色农场+县域中心城镇化"。1988版《宪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我国法律依法转让。1988版《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农业土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不需要修改《宪法》,也不需要修改《土地管理法》,仅需要国务院制定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土地出让和转让条例》《农村建设用地出让和转让条例》。

论法律修改后的文本发布

我国将法律修改后的文本发布(“修正发布”),混同在法律公布中.产生不完整发布、条文序号变动导致引用不便、法律名称指向不清等问题,亦对法律修改活动造成限制.就修正发布,英国采取的是修订汇编,我国香港地区是主体条例修订汇编,美国是汇编修改《美国法典》.修正发布的性质是立法工作机构的编辑出版活动,不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在法律上明确修正发布的机构和性质,明确修正发布文本的法律地位等.负责修正发布的机构应当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不断完善修正发布技术,从而为人们查找、确定和引用法律提供便利.从长远来看,应考虑由工作机构编辑完成性质为法律汇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

消防执法程序与法律修改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于2008年修订后引发消防执法程序的变化,取消了大部分消防行政处罚前责令限期改正的前置条件,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但由此引发了行政不作为的现象;由于法律对同一行为规定了两种处理方式,导致出现选择性执法现象;由于法律对虚假备案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模糊,使该行为不能得到有效处理。针对上述问题及其对消防工作带来的深刻影响,尝试对消防执法工作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对法律修改形式的选择

法律的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修改是必要的。然而采取哪些形式,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本文简要介绍一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法律所采取的几种主要形式,以供修改地方性法规时研究探讨。一、对法律的重大修改或重新修订。主要采取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提出修正的法律草案的议案,审议通过后取代原来的法律。

新法抑或旧法:法律修改后未变更条款属性之辩

2020年初抗击新冠肺炎期间,有学者就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同《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修正)之间“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其背后是法律修改中的未变更条款究竟属于新法还是旧法的争议。其实,未修改条款与修改条款一并构成了新的法律框架,但从效力、内容和功能上看,并非如有观点主张的基于“修改法律的决定具有一部完整新法的属性”,而是修改条款的更新效应体系性外溢的结果。这种外溢在法律修改的理论、原则、程序和技术上均能获得充分论证。不过,即使证立了《传染病防治法》“新的特别规定”身份,仍不宜直接机械地适用《立法法》第103条的冲突规范,而应突破条款间零和博弈的简单思维,充分结合两部法律各自的目标、功能和规范语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立法法》第48条第2款第2项行使法律解释权,以科学回应法治实践的多样化需求。

论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修改权

有关基本法律及其修改权的现有研究,乃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修改权为关注重点,但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修改权同样不应忽视。作为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修改权在“五四宪法”中由全国人大独享。鉴于全国人大存在的一些客观情况,“八二宪法”决定由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享基本法律修改权。《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国家立法权的规定,构成全国人大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概括依据;某些特定法律中的“修改权条款”,则为全国人大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提供了具体依据。在既往的实践中,全国人大修改的基本法律主要是“宪法相关法”。虽然全国人大基本法律修改权的行使频次不高,且呈现出下降趋势,但由全国人大进行的修改通常是较大幅度的修改。为确保全国人大更好地依宪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既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律修改问题上保持谦抑,亦应划定全国人大专属的基本法律修改事项,还要提高全国人大修改基本法律的能力。

立法与改革:以法律修改为重心的考察

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从"创法时代"迈向"修法时代"。1978—1993年,是中国改革启动及社会开始转折的艰难阶段,立法工作的重心放在对"政治屋顶"的修缮甚至重构上。1993—1998年,立法理念总体上注重与改革发展的决策相结合,市场经济法治化初现端倪。1998—2008年,法律创制步伐放缓,法律修改力度加大,市场经济法治化全面铺开。2008—2014年,立法进入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梳理与总结1978—2014年改革进程中法律修改的基本经验,分析立法工作重心逐步向法律修改转移的特点,有助于准确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立法与改革关系的规律,更好地观察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未来趋势。

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

基本法律修改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立法权,其行使状况直接关系到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公信力。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基本法律修改权在目前仍存在失范现象,这会对法律制度的变更方式以及民意基础产生不良影响。宪法的授权不明、解释制度的不科学以及最高权力机关内部权力结构不合理则是造成失范现象的深层原因。要彻底改变这一现象则必须从宪政的角度着手。

城市社区行政体制改革:方向、要点与法律修改

在新形势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与复杂性日益凸现。现有社区行政体制的不足表现为:缺乏一种可以集中反映民意、民情,讨论社区公共事务,影响社区公共政策,协调政府权力与社区自治的议事平台;居委会额外负担过重,其在代表居民利益的有效性方面大打折扣;区(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和街道之间在公共责任分配上有差强之处;在社区自治责任体系内部,居民委员会也面临挑战。为此,作者分析了社区行政体制改革,并对相关法律框架的修整进行了探讨。

法律修改时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分析

修改法律要伴随着法律条文序号的整理,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基本上是采用全部条文重排的模式。但是,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序号重排模式具有严重的弊端,容易引起相关法律制度不必要的连锁修改,容易导致因修改法律而产生技术性的疏漏,容易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因此,在法律修改时根据条文删除或增加的情况,选用适当的条文序号整理模式是有很大社会效益的立法技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