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中的“三大范式”及其研究展望

梳理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现状和研究特征,能够为法律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方向。以翻译研究中的范式为理论视角,采用归纳法,通过哲学分析,透视法律典籍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发现目前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中存在“三大范式”,不同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哲学基础、学术共同体以及领军人物。通过对法律典籍翻译研究前景的展望,既拓展和提升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也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价值。

当今法律典籍翻译研究:成就、问题与方法

系统梳理了以中国法律典籍翻译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和书籍,发现译者、翻译策略与技巧、译介与传播、翻译对比与批评是当前研究的焦点。虽然法律典籍翻译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加、视角逐渐多元、内容不断深入,但依旧存在发文总量较少、研究人数不多、对象域待拓展、理论待深挖等问题。基于当前研究现状,应科学规划以提升研究前瞻性、开展合作以扩展研究深广度、精研理论以指导研究实践性、培养人才以保证研究持续性。

古代法律典籍文化异语传通比较

古代法律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宣示中国文化自信和扩大中国古代典籍文化域外影响的重要举措。考察分析古代法律汉籍不同英文译本的异域传通效果可以发现,大量反映中国古代法律特色的古代法律文本,因其文字佶屈聱牙,法意古奥深悔,致使其法律英语翻译背离原旨的情况绝非个案。在古代法律汉语典籍对外翻译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只管译,无人批评"的一边倒现象,尤其需要既懂古代法学汉籍专业知识,又懂外文翻译的双语专业学者,对已有译品质量进行有效批评监督,确保法律典籍对外交流的实际效果。

中国法律典籍英译本之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阐释、补充、丰富了正文本的意义,兼具导引、交流、过渡等多重意义。以副文本视角,将《大清律例》《唐律疏议》《大明律》英译本中的副文本作为独立的文体形态加以系统性研究,可为深化中国法律典籍英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研究表明,中国法律典籍英译经历了一个从跨文化操纵到对话的过程:在副文本中,小斯当东发出了多重声音来“引导”读者;钟威廉融合法典的翻译与法学的研究,推动了两者的互相促进;庄为斯从哲学视角,辅以大量注释,加强了读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姜永琳在承继中将法典翻译之精蕴在跨文化交流的学术时代下发扬光大。

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的可视化分析(1983—2021)

文章借助CiteSpace 5.6 R5软件,系统梳理了中国知网中1983至2021年有关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的文献。通过对年度发文量、主要作者、发文机构、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现、关键词时区、关键词聚类、突现词等维度进行可视化分析,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呈现我国1983—2021年间法律典籍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趋势、前沿和热点,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研究展望,以期为未来中国法律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汉语法律典籍中“刑”的英译选词研究——以《尚书•吕刑》的英译本为例

《尚书》之类蕴含丰富中华法律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树立中国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向西方世界“真实、立体”彰显中国传统法律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亦是典籍翻译者、法律语言学者及比较法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古代法律典籍语言的翻译,要求译者既要理解汉语专业知识,又要熟练运用译入语将其表达精炼凝结。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当代法律翻译理论,聚焦“刑”这一传统法律专业术语的英译选词研究,探讨汉英法律翻译的基本策略,凸显法律典籍翻译的根本原则——严肃性与准确性。

论中国法律典籍译介出版的主体自信

新时代为加强建设文化强国,国家愈加重视文献典籍的作用,法律典籍集中华法文化之大成,是展现中华特色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间法律文化交流,其译介出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不容忽视。全球化纵深发展为中国法律典籍译介出版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拟梳理我国法律典籍译介出版历史脉络,分析经验得失,从中汲取译介出版新思路,剖析中国法律译介中主体自信的三要素以及提升主体自信的方法,从而在国际上打造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中国法律形象。

加强中国法律典籍外译促进中西文明互鉴——董晓波教授访谈

本文是对国内著名法律翻译研究专家董晓波教授的访谈。法律典籍是域外了解中国法律文化、形成对中国法治形象认识的第一手资料,积极开展法律典籍外译及相关研究对推动中国法律文化走出去、重塑中国的域外法治形象、增强中国法治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在访谈中,董教授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的内涵,提及了中国法治形象的域外变迁及其深层原因,从历史价值、文明互鉴层面解释了中华法律典籍外译的必要性,并就我国法律典籍译介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对策,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法律典籍翻译的研究现状给出了可行建议。

法律典籍整理研究常见问题探讨——以《〈唐律疏议〉笺解》为分析样本

刘俊文教授《〈唐律疏议〉笺解》致力于法律典籍整理与法制史相关内容的整合研究,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必读书。由于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疏误。法律典籍整理研究工作,要特别注意制度变迁、历史文化知识背景、版本选择和编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法律典籍外译:从“文化霸权”到“文明互鉴”

中华法文化源远流长,对东亚诸国影响深远。先贤创造了不计其数的法律典籍,是中华民族法律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引领中华民族将中国建设成为和谐、有序、富强的国家。纵观过去的中西交流史,西方汉学家占据了传统法律典籍翻译的绝对主动。尽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律文化走向世界,但其翻译终是以建立和维护文化霸权为目标的,因此有必要开展中国法律典籍的重译,纠正西方汉学家塑造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进入新时期,为全面展示中华法文化的独特魅力,扭转西方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消除其制度偏见,增强中国话语权,切实推动文明互鉴,国内学者应重新检视中华法文化和法律典籍的时代价值,重视翻译及相关研究,牢牢把握诠释自身文化的主动权,贡献能够真正展示中华法文化精髓的新译本、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