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中庸文化的现代司法运用——基于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已建成,但西方法治的横移所带来的困境却是显而易见的。司法过程中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之间的矛盾便是西方法律模式硬移植而产生的"水土不服"。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化影响深远,将传统的壳注入现代化的内容,对于有效化解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的矛盾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数字社会的“人权例外”及法律决断

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推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社会。它不但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人机关系"。人类赋能于机器,机器也因此获得一定的权利(权力),不但如此,而且由于机器的智能程度远胜于芸芸众生,致使人们不得不依赖机器,从而破坏近代以来的主体性框架,导致主体性的黄昏,产生"人权例外",令既有的人权理念如意思自治、行为自主、尊严保障等都大受影响。对此,虽然可以藉由法律予以救济,但人类赋能机器智慧的无限性、不定性和开放性,与日常法律救济机器权利和人权冲突的当下性、确定性及封闭性相较,只会导致法律对"人权例外"的保护和救济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此,需要"人权例外"的第三种保障机制出场,即非常的"人权例外"的法律决断。

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

在法学出现了各种流派以后,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法治论者去研究。这就是除了教义学属性的法律解释学以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以外,多数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都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效力进行程度不同的消解、修正、甚至废止。这一方面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容,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法律,但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法律甚至法治的权威。对此,法治论者必须正视。在很多法学流派中,由于带有教义学属性的法律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被批判,尤其是后现代法学对法治基本原则的解构,使我们感觉到,法律人的思维(包括法学研究)中出现了规范的失落或者说法律的隐退。本文分析了在法律决断论和主体选择论的矛盾下,法律规范的尴尬地位、规范隐退的表现、原因以及拯救的姿态与理路,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在于批判能动司法的理论基础。

民意如何审判:一个方法论上的追问

"民意"若想成为司法场域内一种满足"可司法性"要求的"事实"存在,就必须经由某种程序理性构造为一个以最大限度社会共识为前提的共同体意志。正如人民主权之"人民"必须要经过某种拟制、代理或摄政才能完成"人民意志建构",无论是"最大限度社会共识"还是"共同体意志"也都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加以拟制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