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化设计

本文所称生态补偿是指利用经济手段刺激行为主体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并对保护资源的行为予以鼓励,通过对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分析,提出应将生态补偿确立为一项环境法律制度。生态补偿应以公平合理为原则,补偿对象的范围相当广泛,补偿方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征收生态补偿金、建立生态补偿基金、优惠、补贴等,针对不同的情况应设计不同的补偿制度。

法律制度的亲情化与亲情的法律制度化——“亲情”、“法理”及“钟摆模式”

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制的转型、变革的过程也就是法制现代化的过程。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完成了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型。"情理法"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惯性力量,在"乡土社会"与国家制定法一道规范、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理与亲情将在同一个场域之下,相互追求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

论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的法律制度化

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进行立法确认是高等教育法制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共职能、产业服务职能、社会精神财富的传承与创新职能等是高等教育立法的客观依据。高等教育的基本关系和管理关系是高等教育法的调整对象。

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化建设探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之下,推进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化建设,是基于依法治国视域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改革发展。文章基于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现状,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阐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化建设的路径,全面推进环保工作建设。

邓小平关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的保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强调,党的好传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要形成制度;各种关系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各种矛盾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由国家和政府管;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法律再制度化的法理学追问

法律再制度化是指一种书面宣示的制度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被重新加以诠释而稳定化的过程。它基于法的生成理论,这里对"法"的定义倾向于社会法学派中的"活的法"的含义。法律再制度化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开放性机制为条件的法的自我完善,具有过程性、社会意志性。

谈谈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科学概念。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其后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护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又再次重申:“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紧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应该说,这些精辟的论述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体的权利观念——兼议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中国封建法律文化,从战国《法经》的出现,直至清代《大清律例》,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沿革清晰,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法律体系。这种封建法律体系,虽然在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传入而逐渐解体,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潜入人们思想深处的法律意识,它深深地影响着近代中国乃至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成为封建立法和司法指导原则的儒家思想,极力崇尚“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的命题。在儒家看来,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人对自身道德本质的体认。

建立健全制度化法律化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势在必行

建立健全制度化法律化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势在必行张晓敏，张红月权力，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一种处于统治、支配、指挥、控制和决策地位的力量．它包括政治上的强制力（如国家权力）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古往今来，在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权力无一不是剥削者竟相争逐...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应该制度化法律化——发展多党派合作制度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今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无疑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提高民主党派的民主参与度,在党和国家的决策、咨询、评价、监督和反馈等系统中,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当前,切实赋予民主党派以民主监督权,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化、法律化和经常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简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任务。其必要性,从根本上说,这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唯一途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中国革命推翻旧政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标志着我国人民已由被统治者转堂为统治者,成为国家的主人。所以,民主首先是个国体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我国现阶段法律文化的结构偏失与补救

本文对法律文化结构的内容、存在的偏失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补救对策 :一是对现有法律实物文化加以最充分有效的利用 ;二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化 ;三是培养健康、完善的法律精神文化。

精减机构必须建立法律保障

精减机构，作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必须以法律加以规范，建立法律保障，从而体现依法治国的精神。首先，建立精减机构的法律保障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所决定的；其次，建立精减机构的法律保障，是我国目前行政机构状况的客观要求。如果没有法律保障，只靠行政权力去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就会出现极大不平衡，甚至造成社会混乱。再次，历史的经验也告诫我们只有建立法律保障，精减机构才能成功。

资产证券化: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有效途径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需要多方面拓宽融资渠道 ,广泛筹集资金。资产证券化通过近几年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运作 ,逐渐显示出其为大型建设项目融资的优势。因此 ,本文从资产证券化自身特点谈起 ,结合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资金供求分析 ,认为资产证券化是解决西部大开发中基础建设融资的有效途径 。

立法学视域下的高等教育基本职能

依照立法科学化原则,通过对高等教育基本规律、基本职能的分析,由此得出高等教育法是对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反映,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决定高等教育的立法目的,高等教育法的调整对象是高等教育及其管理关系。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法律完善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在我国并未形成广泛的认同，环境影响评价一方面是开发者的自我约束手段，另一方面是行政机关进行建设项目管理和对开发活动实施监督的手段，这一手段并未被很好的法律制度化。因此弱化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降低了其在整个环境法律体系中的作用。鉴于此，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法律完善：

人民调解需要制度化法律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民主形式也得到不断发展。但是,在人民调解这个领域中怎样加强法制建设,怎样厉行法制,至今仍然被许多人所忽视。有些同志,包括一些在各级司法机关中工作的司法工作人员,还不大清楚我国人民调解工作是否需要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在这个领域要不要讲依法办事,要不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及怎样在这个领域争取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怎样在这个领域开创依法办事的新局面等问题。因此也就不能自觉地运用法律工具来有效地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Climate Refugee and Disappearing States： In Need for a New Legal Regime？

Climate change bring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bo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law. For example,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might cause States to disappear and force its populations to migrate. These phenomenon creates new challenges for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w. First, under current legal frameworks, there is no provision regard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a State due to climate change. Second, for people who are forced to migrate due to climate change whether caused internally or internationally,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is also unclear to whether they could be classified as refugees and to what extent should they be protected. Despite these uncertainties, people of these endangered States cannot be left to fend themselves simply because there is a legal vacuum. This paper proposes a way forward for to meet this challenge and ur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ine the currently existing legal regime in order to solve the various challenges posed by climate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