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共体竞争法产生的法律历史社会学分析

通过法律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可知,欧共体竞争法是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产物。经济问题突出、早期立法尝试、秩序自由主义的兴起虽是其产生的内因,但二战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以及欧洲联合的迫切需要却是促成其适时产生的关键外因。欧共体竞争法的制定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的立法,特殊的社会环境也迫使有着行为规制主义基础的欧洲最后选择了结构规制主义的竞争规则。

论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

英国普通法的独特性来源于它的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这种法律历史观与发源于欧洲大陆的历史主义法律历史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影响到西方世界对于法治概念的整体理解。本文从普通法的思想渊源着手,对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的形成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两大法系的历史哲学基础的区别,并试图发掘这种法律历史观对于中国现阶段法律变革的意义。

从思想世界的重演到法律历史整体性的终极指向

思想世界的通达应当是我们研究法律历史整体性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如何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评价及其在价值论基础上重新进行认同,进而演绎活着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核心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在这个没有封闭的框架中,我们需要找出一种适应时代阐释的活着的东西——历史中从来无法断绝的更为本原的思想。它不仅仅需要历史的传统来界定和彰显它的存在,而且需要一种出自日常生活的观念来支持和认同此种活着的思想。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就是从虚无性之中开出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被人类的思想观念赋予了相对意义的历史,全部人类行为所到之处都被异化为一个意义世界。职事之故,传统中国的法律道路也只能在这个前置性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建构和确切的理解,也只有在逐层剥离思想精义的外壳之后,方有可能看清楚法律道路的走向。

“中华帝国”视角下的法律及其历史

"中华帝国"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是一个使用日渐频繁的概念。在"中华帝国"概念之下,不仅能对从秦到清的法律史获得新一层的认识,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对先秦社会及其法律历史的认识。中华帝国以及其前的"帝国化"过程所带给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的帝国特性,对其中的法律及其发展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法律的历史基础

法律的基础是什么,这需要从其历史基础、社会关系基础以及道德与宗教基础三个维度来考察。实证主义法学派是把法律视为政治工具,自然法理论则把法律视为道德工具。而历史法学派则把法律看做群体记忆的表示,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特质。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与自然主义法学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中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然而,自然法学者与实证主义最终在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上还是分离的。实证主义与法律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所缺失的是对法律历史维度规范性意义的认识,这种冲突可以在历史具体情形中得以解决。历史在其动态意义上与政治和道德、意志和理性一起成为法律的基础。必须援引历史才能对法律产生一种适当的理解。将历史法学加入到流行的政治法学派和道德法学派中去,以一种新千年的眼光来看待处在危机中的西方法律传统,以及西方法律传统与其他法律传统的融合。上述三大学派的融合,即或许可称做整体性法学。

《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与历史融合的典范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把法律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它的一些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与历史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有其重要意义,主要是:有助于加深对《唐律疏议》内容的认识;有助于增长中国法制史知识;有助于提高法律意识等。《唐律疏议》的这一成功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唐朝前期的社会发展为其法律与历史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法制已有二千多年经验的积累;唐朝前期的儒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订者具备了较高的素养等。对后世立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宋刑统》基本效仿了它的做法。

藏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Ⅳ)——藏族的生态文明、文化教育和历史上的法律

通过查阅资料,综述了藏族传统生态伦理:如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对自身生产、消费的限制和对自然资源的有限利用。藏族对自然界的禁忌有:对山的禁忌,对水体和土地的禁忌,禁忌打猎,禁忌侵犯"神牛"、"神羊",禁忌陌生人进入牛羊群或在牛羊圈清点牛羊数,禁食用一切爪类、圆蹄类动物肉等。藏族牧民精神上是充实的,他们在自然崇拜中有自己的追求和精神寄托。如诵经、转经轮、磕长头;不屯积财富;供养僧侣;生活节简;尊敬老人;赡养父母;互助;热情好客;做客人有规矩;生死观是随缘任运、顺其自然。历史上藏区文化教育差,只有进寺院才能学习文化。简介了藏寺院的六大高等学府:闻思学院、续部上、续部下学院、时轮学院、喜金刚学院、医院学院。藏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产品有:文房四宝、宗教典籍、历史著作、文学著作、藏医学著作、天文历算、藏族的谚语等。简介了唐卡、羊皮、铜铸、酥油塑等的画与雕塑。简介了民间歌舞艺术、民间说唱、赛马等民间体育活动。简介了"雪顿节"、"香浪节"、"苏油花灯会"等藏族的节日。藏区历史上保护生态的法律和法规有:卫藏地区政教合一的政府颁布的法规"十善法"等,以宗教的面目出现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法则《萨迦格言》;各地区各部落法规;寺院维护林木草地等的规定。

回忆历史传承法律让生活更加美好

法律听起来好像离人们非常遥远并难以理解,但实际上法律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无时无刻的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并且人类一切的法律的发展都源于生活。如果世间没有法律,一种可能是整个世界进入一种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能够统一,在个人素质极高的情况下,达到完美的境界。而另一种就是整个世界将陷入一片混乱,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任何的保障。生命、财产、健康、自由这些词汇,都会被野兽般的欲望所替代。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导致整体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所以法律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加有条理,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让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法律的经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生成逻辑及现实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 ,寻找到了启开法律奥秘之门的钥匙 ,创造性地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回溯马克思当年探求真理的艰辛历程 ,剖析这位探索者的探索道路 ,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精要 ,并指导我们今天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形成的独特之路——恩格斯早期法律思想探析

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形成的独特之路,主要表现在他的青年时期。恩格斯法律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家庭、学校、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本人自身的多重因素影响使然。青年恩格斯洞见了经济因素在包括法律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洞见了物质利益、私有制和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法律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我们找到了一把揭秘法律本质的重要锁钥。"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这一至理名言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法治的阶级属性。法治在理论和实践中表现出极端矛盾的现实状况表明,英国这个最文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是什么"法治国"。无产阶级要彻底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非人境遇,彻底挣脱资本主义法制桎梏,只能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经过了从单个人的斗争到组织起来的运动、从反对个别厂主到反对整个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合法到"非法"(暴力)的斗争形式的过程。恩格斯勾勒了未来社会法治的理想图景,那就是:要认真和公正地处理一切社会问题,努力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主要思想,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最高目的和最终价值追求。

法律史之命运:如何让历史融入法学课堂——以对沪上高校中国法制史课程状况的调研为切入点

中国法制史可谓是法学课堂上的一道"历史难题"。近年来,学生厌斯学,同行轻斯学,中国法制史课程甚至都曾落到朝不保夕的地步。就目前大陆法学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状况而言,毫无史学基础的法科学生刚步入大学就要学习连历史系学生都望而生畏的周鼎汉简、唐律宋敕、明诰清典无异于饮鸩止渴,将学生拒之于法史殿堂之门外。中国法制史课程对于培养法科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现有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之困窘也是有凭有据。有鉴于此,欲复兴法律史学,必须紧抓中国法制史课堂,对现有的教学模式做出较大改革。比如,重新编纂高质量的教材、增设历史类公共课程、增强中国法制史师资、改革授课方式、改革考核方式等等。中国法制史课堂是中国法律史学科生存与发展之本,唯有让广大学生真正喜爱上这门课程,才能让中国法律史在法学大家庭中站稳脚跟。

贺卫方:英国法律制度的启示

《中国民商》杂志创刊，中国民商网的上线，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起点。最近我刚从英国回来，参加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一个论坛。我们住的宾馆旁边就是英国伦敦最核心的一个区域，门前有一个公园叫做“Lincoln’s Inn Fields”，说到In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意思是酒馆、旅馆等，假日酒店用这个词。我因为长期关注英国法律史，因此明白我住到了英国法律历史的心脏。那个小公园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肯律师会馆，很多国人也熟悉这个地方。1874年伍廷芳从香港来到这里学习法律，并在三年后获得了Barrister（大律师）的称号。他回到香港，后来又被清政府任命为外交方面的官员，1902年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

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三个理论层次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是对人类存在的法律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抽象。它客观地反映了法律的本质,作用、产生、发展、消亡的一般规律,是我们具体认识各种法律现象的正确方法论。因此,正确认识和掌握这一理论,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限于文章的篇幅,本文只从历史的剖面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三个理论层次。一、法律利益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第一理论层次马克思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法律哲学的社会—政治基础——论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

受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转变的影响,马克思法律理论的建构遵循了"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这种进路的选择不仅不是马克思的疏忽,更是包含着马克思本人促进人类解放的伟大担当和理论旨趣。而且,这种进路触及到了法律的一个特征,即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从“至尊宝”到“地高久”——由《歧路灯》看清代的赌博、债务与法律

李绿园的章回小说《歧路灯》作于乾隆年间,但一直到上世纪初才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小说讲述主人公谭绍闻跌宕起伏的人生,同时也向世人揭露了清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以及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本文首要简述了中西方赌博历史,然后着重分析了《歧路灯》主人公沉迷于赌博的故事,并探讨了赌博的象征意义。另外,本文结合清代档案有关信息,对小说中的历史情节进行了分析,再以新的视角对书中赌博、债务以及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

现象与意义──法律哲学的若干理论及方法问题

法的现象是直观的、感性的，又是具体的、丰富的。对法的现象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揭示法的本质，对法的本质的科学抽象又有助于说明法的现象。但是，研究法的现象与研究法的本质有着不同的领域、思路与意义。法学研究有所深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借助现代方法论变革的成就、立足于法的意义，探索、开拓法的现象领域。从法的意义出发，法的现象是综合的、整体的、动态的范畴，而法律的意义则是在法律与其它各类社会规范的比较之中获得的。只有把法律视为并实际作为法的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法律与法的现象的其它要素相结合，才能显示出法律的作用及法的现象的整体效应。我国法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都与法的现象观念的整体变革密切相关。

后《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问题与方法

《民法典》划定了民法教义学的问题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教义学的想象力,但它将促使中国民法学进一步体系化和细密化。《民法典》解释论可推动通说的形成,且可确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和安定性。民法学的中国元素并不影响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而是本土民法学的重要部分。民法学研究应关注“活法”,尤其是典型案例和交易习惯,并提炼社会事实,将抽象的法规范的适用情形予以类型化。民法教义学特别是其内在体系的形成仰赖其他社会科学,但在形成之后,自足性成为其可欲的目标,往往使其排除其他社会科学。民法教义学不可能也不应拒斥其他社会科学,民法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和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值得提倡。

国内外安乐死立法的对比与思考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