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中的法律发展观

马克思的劳动哲学认为法律是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律不是像资产阶级法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理性的反映,是恒定不变的社会法则,法律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发展变化与法律自身内在逻辑相互作用决定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的特点是由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劳动方式决定的。法律发展演化的具体轨迹是法律自身内在逻辑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合力作用的结果。

列宁法律思想的时代价值

列宁在俄国长期的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思想与俄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发展观,并不断提升全俄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使社会民众知法、懂法,并运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权益,投身社会革命实践,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列宁的法律思想在推进俄国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促进了苏维埃法律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同时,也对后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断裂与融合——普通法法系的形成与发展

英国法的近代化孕育于英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中,通过普通法与罗马法、教会法的融合,和衡平法的引入,英国法实现了自身的近代化转型,这些步骤的推进侧重了对自身政治体制的挖掘。正是这种努力,实现了英国法稳健的近代化转型,这让我们思考,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法律发展观。

《商君书》法治主义思想新探

先秦典籍《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法律理念与宏伟的法治理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法字、法词、法句搭建起的法律概念系统与法治思想体系。法律是一种权衡,法律需要君臣共同操持,国家有法律,民众就有了井然的秩序。区分法律与礼仪的规范意义,中央一级法官与地方一级的主法令官的职责差异,官吏非法与民众犯法的不同。君主制政体的法治原则体现于一些法言法语之中,如“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以及君臣须要以“法相司”,若君臣“释法任私”,则国家必乱。《商君书》法治主义思想表现了中国古典法治理论的一种理想结构,就其文化遗产而言,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变法,国家应该依据观俗察本而立法,《商君书》倡言的法治主义思想横贯古今,是一种治国实践也是一种治国理论体系。比较《商君书》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看出君主制政体下的法治存在于中西两个文化圈,法治不是代议制政体所独有的国家治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