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

既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又要依法对国家法律变通实施 ,这是我国民族地区实施国家法律的基本特点。法律变通是法律实施中解决国家法律与民族特点冲突的有效方法 ,而且具有可靠的理论根据和客观根据支持。法律变通受原则和范围约束 ,其方式有变通立法与变通司法之分。法律变通权是法律赋予民族地区的特有权力 ,是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问题与原因 ,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意见。

规范与实践的悖离——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问题及对策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变通的规范与变通实践的悖离,这种悖离主要体现在宪法、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制机关立法变通权,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实践中却并未充分行使这种变通权,而宪法和法律并未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变通权,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出于种种目的却大量进行着变通行为。解决这种悖离现象的主要对策是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促使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积极行使法律变通权,同时通过宪法或法律授予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一定的变通权,但应明确变通权行使的目的及范围,以限制司法机关滥用变通权。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蕴涵

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变通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法律变通是对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是民族平等权的有效保障。法律变通能够巩固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有效推动政治发展,促进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实现差异性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

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与法律变通

能动司法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司法政策。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多种方式方法解决矛盾和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法律变通是基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制度安排。在变通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具有广阔的空间。

论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规范认识

以规范视角来分析,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的"变通规定"与特别条款授权的"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属于变通立法形式,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规定属变通执行范畴。"法律变通"在效力位阶的规范分析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对每一个层面的效力位阶关系都需以法律规范文本为分析坐标。

法律变通权问题的思考

法律变通权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国家法律和民族特点之间的桥梁,能够有效地解决二者间的冲突。它不仅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中的法律变通——以蒙藏地区议员选举为例

张勋复辟被平定后,民国恢复,第二届国会选举工作开始。鉴于蒙藏等民族地区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民国政府沿用第一届国会的方式,从选举方法、选举名额、选举资格限制等诸方面对该地区选举工作进行法律变通。系统研究这些法律变通规定的制定背景、内容及变通原因,对于深刻认识民族地区参加国家代议机构情况、建构和谐统一的多民族现代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试论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实现

法律变通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项重要的自治权力,为促进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法律变通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立法变通权;二是司法变通权。本文阐述了法律变通权制度的基本理论,从落实法律变通权存在的问题入手,进一步提出促使法律变通权实现的有效措施。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制度的反思与探索

法律变通的有效实施是化解民族自治地方矛盾的利器。在民族杂居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进行法律变通时往往忽视了民族成分复杂、民族内部成员对习惯法认可度不一、区域间法律化差异等因素,导致法律变通后依然不能有效调和民族内成员间、不同民族间及不同区域间的纠纷。且由于实践中法律变通多表现为对某一民族习惯法不加辨识的认可,导致法律变通依然不能缓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紧张状态。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下,要充分考量民族自治地方多民族杂居的客观事实,并以宪法平等原则为指导,针对法律变通适用的对象,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多角度来完善法律变通机制。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定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定牟军“变通”，《辞海》的解释为：“灵活运用，不拘常规。”变通运用于法律中，则要求法律在具体操作实施中，在坚持法律基本原则与精神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变通适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有着地域和民族成分差异的国家，都有在实施法律的过...

试论对民族自治地方行使法律变通权的完善

在对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定位的基础上,应从民族立法技术、立法程序和审查监督机制等方面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行使法律变通权。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法理解析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法律变通的认识都存在着误区,影响着法律变通权的正确行使。以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变通立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确定有效的法律渊源,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变通"包含"补充",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补充也是"变通"的应有之义。变通立法是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安排的职权立法而非授权立法。在特殊情况下对于法律的变通实施是司法能动的体现,民族自治地方不享有专有的法律实施变通权。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变通权

法律变通权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重要体现。它对我国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律变通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定法律时的变通权,二是执行法律时的变通权。必须从立法上、制度上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法律变通权在民族自治地方才能真正得到充分、完全的行使,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法律变通的意义、困境与对策探讨——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为视角

有效推进法律变通,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多民族背景下提升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状况的关键。由于对多民族构成、习惯法变迁、市场经济一体化等客观因素缺乏足够重视,致使当下的法律变通难以有效解决不同民族或区域之间的习惯法冲突、同一民族或区域内部因为习惯法变迁而产生的法律冲突、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对法律进行变通的合理性、平权主体生产交易法律需求的有效供给等问题。为此,应从准确把握民族自治地方的客观基础,甄别民族性和区域性法律需求,明确法律变通的根本原则和重点问题,构建立法和司法相结合的法律变通机制等几个方面,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变通工作。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变通补充权的法律保护研究

对法律法规进行变通或补充执行是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的重要内容,落实变通或补充法律的自治权对于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建设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为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或补充法律法规自治权的有效行使,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了专门保护。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变通补充权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有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变通补充权,必须加强法律法规的多重保护。

民族地区立法司法相结合的法律变通机制构建

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客观依据,法律变通的最终实施目的是让民族地区的法律实施更加切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推进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因此,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要使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建构立法和司法相结合的法律变通机制,以立法变通和司法变通在理念、基础、范围、原则等方面的统一,促成两者在法律层面上的协调一致。同时也要形成立法变通和司法变通的制度规定,使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获得制度保障,有序运作,最终以法律变通机制的建构彰显民族地区法律变通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浅谈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刑事法律冲突

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自治权的存在是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刑事法律冲突产生的基本原因,而通过制定顾全大局、兼顾民族地方的变通性、补充性刑法规范,可缓解这一冲突;通过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逐步消除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进而达到彻底消除这一冲突,实现法制统一的良好局面.

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刑事法律冲突探析

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自治权的存在是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刑事法律冲突产生的基本原因。而通过制定顾全大局、兼顾民族地方的变通性、补充性刑法规范,可缓解这一冲突;通过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逐步消除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进而达到彻底消除这一冲突,实现法制统一的良好局面。

我国特定经济区域变通适用国际私法规范的前瞻思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特定经济区域变通适用法律的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定经济区域新一轮制度创新肩负的特殊使命提出了国际私法规范能否变通适用的崭新命题。该问题事关重大改革是否于法有据,并为国际私法理论的深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通过上海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在诸如浦东新区等特定经济区域,变通适用冲突法规则、变通适用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规范均具有现实合理性。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综合采用一揽子授权模式、调整适用法律模式、变通适用法律模式、创设新规则模式等模式。同时,应当以特定经济区域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为契机,进行深入研究与积极探索,尽快实现变通适用国际私法规范零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