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正名:司法档案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晚近十余年来,利用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与此同时,亦出现了一些针对此类研究成果的批评。例如认为这种方法乃是欧风美雨对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的侵袭,故而强调我们不应该盲目效仿国外学者的做法;又如强调司法档案中也可能存在着某些"虚构",故而不应该一味推崇乃至刻意拔高司法档案的史料价值。这些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忽视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当下备受关注的利用司法档案来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做法,尽管确实受到一些国外学者所做的示范性研究的影响,但它在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中亦有其学术渊源。司法档案当中确实可能会存在一些"虚构",但那些"虚构"主要存在于司法档案中关于案情的叙述部分,因此其主要影响司法档案作为"社会史"研究素材的学术价值,只要研究的议题选择适当,并不会对司法档案作为"法律史"研究素材的学术价值产生太大影响。

“新风”吹自四十年前——评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

《中华帝国的法律》是布迪与莫里斯二位美国学者在四十余年前完成,并在海内外学界均影响深远的法律史著作。著作以《刑案汇览》中选取的190件案例为基础,介绍并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内容、发展轨迹以及国家法典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等。著作以课堂讲义及材料整理而成,体现出教科书的特点,却又明显异于当下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各种版本教科书,其广泛运用真实案例材料的研究范式是最大特色,让研究更能接近历史真实,但同时也可能存在基于法律文化差异——判例法传统与成文法传统之间——而产生的困境。

“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力量及其复合功能

从宋代开始,"讼师恶报"的话语模式便已成型,并在明清时期被不断复制、扩展和推陈出新。"讼师恶报"的话语模式兼具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色彩,官方以此来劝诫读书人不要操持讼师营生,希望能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现有讼师队伍的后备补充力量,而社会大众则以此来宣泄对无良讼师唆讼、借讼谋利的反感,并表达对正义的渴望。官方对讼师的打压,造成了讼师作为一个非法的群体无法从其自身内部公开地发展出自我约束的"强"职业伦理,结果造成从外部嵌入的"讼师恶报"话语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对讼师个体及其行业整体之行事下限加以"弱"约束的功能替代品。质言之,若要真正理解"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功能,则必须注意到其分别对于官方、社会大众和讼师自身的上述不同意涵。此外,对"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深入分析,可以为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提供某些有益的学术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