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权利义务体系的重构——以教师法律地位为视角

教师权利义务体系是教师法律地位的表现。要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首先需要明确教师在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科学定位教师的法律身份。随着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及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入,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和关键,已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重构我国的教师权利义务体系,必须采取如下措施:在修正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更新教育观念、拓展教师权利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教师资格制度、严把教师入职关,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通过在立法中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确定为公务员身份并采取职位聘用制,来实现教师职务的稳定性和公共性,切实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通过完善教育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来确认和保障教师的法律地位。

论灾害救援的国际法问题——以国际救援队的法律地位为中心

自然灾害发生后,只有在灾害发生国同意且发出请求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救援队伍及其人员方可入境实施救援,现行国际法尚未将"保护的责任"适用于自然灾害。在灾害国际救助领域,现行国际法已经涵盖国际灾害救援队伍及其人员入境、特权与豁免、索赔与诉讼等。我国需要借鉴国际法,建立国际灾害救援规则。

我国村委会组织性质分析——以法律地位为视角的考察

我国村委会数量众多,村委会行政职能定位问题日显突出,导致实践中遇到诸多法律问题,而问题的产生与村委会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无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密切相关。作者在当前"三农"政策的背景下,从法律地位的角度对我国村委会的组织性质进行考察。文章认为,我国存在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的冲突和行政主体与非行政主体的冲突,应当引起重视。

试论新破产法的管理人选任制度——以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为视角

2007年6月1日起。新的企业破产法已经开始实施。作为一部市场主体的退出法与再生法,该法在理念与制度方面都有很多创新,其中就包括引入了管理人制度。文章在对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进行论证的基础上,对管理人选任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管理人选任制度完善的建议。

民法对于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的回应——以智能投顾的民事法律地位为视角

科技的发展必然冲击现有的法律制度,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思考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使得科技与法律良性互动、共治,推进制度优势与科技优势深度融合。本文从民事法律主体角度,探讨人工智能不同发展阶段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具体以智能投顾为例加以分析,以期解决人工智能科技应用对法律的冲击,厘清人工智能产品涉及的算法等核心技术的设计者、产品制造商、销售商以及使用者的责任边界,以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体制优势,从而达到科技融入法律,法律体现科技,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票据权利体系理论修正之探析——以票据上付款人的法律地位为视角

付款人在基础关系中对出票人指定的权利人(包括收款人和其他持票人)不负有任何义务,出票人所指定的权利人对付款人也不享有付款请求权;在票据关系中付款人的地位如同原因关系中的第三人,对持票人不负有支付票载金额的票据债务,当持票人向其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仅指即期汇票中提示付款)时,付款人有决定是否承兑和是否付款的自由,不须对持票人负票据责任。现行票据权利体系理论存在属种概念间定义不一致,内部构成缺漏及其间关系错误等问题。应修正票据权利的定义和内部构成,完善票据权利体系理论。

算法统制下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主体性危机与法律地位认定

平台经济从业人员是一种兼容线下与线上数字孪生身份的复合主体存在,并非纯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可叠加多种法律地位人员的统称。在平台系统超级算法的动态统制与驯化下,平台凭借其海量数据的优势地位,与平台经济从业人员之间呈现出了超越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新的用工关系形态,让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去中心化倾向日渐加剧,导致平台经济从业人员权益受损时面临“无救济伤害”的客观风险。如何有效规制平台资本无序扩张与劳动力被动式自由权益损害加剧之间的矛盾发展态势?只有祛魅平台背后平台系统算法统制与驯化下的去中心化平台用工运行逻辑,“穿透”平台数字化网络单元形成的劳动控制网内“制度茧房”中的合同自由本质,强化对平台用工关系的过程监管、要素监管和技术监管,才能科学定位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法律地位,为有效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平衡平台与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利益博弈、科学引导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创新性商业模式的健康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法律对策。

冷冻胚胎的法律地位:争议反思与实践重构

冷冻胚胎的法律地位问题牵涉伦理、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形成了“人说”“物说”“中间体说”三种观点。“人说”以潜能论为理论基点,主张冷冻胚胎为“法律上的人”,与我国现实情况不合,与民法法理相悖,且会对辅助生殖行业产生重大危害。而“物说”会导致工具主义的生命观,为违法行为或越轨研究提供狡辩依据。“人格物说”“伦理物说”等“物说”的衍生学说则在概念范畴与法律适用逻辑上存在固有缺陷。应采“中间体说”以克服“人说”与“物说”的不足,消解冷冻胚胎固有的主客二重性与传统民法“人—物两分”的框架间存在的张力。冷冻胚胎具有特殊的道德地位,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存在”,有发育成人的潜能,但若不植入母体则永远无法发育成人。夫妻双方基于平等的生育权共同享有对冷冻胚胎的处置权,处理冷冻胚胎处置纠纷时,若有事前协议,一般应以事前协议作为依据;若无事前协议或协议不能履行,应以利益衡量作为方法;并应始终将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违背伦理道德作为准则。对于冷冻胚胎利益保护纠纷,则应区分问题类型,分别探讨处理逻辑。

民法典基础性法律地位对民法学教育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基础性法律地位是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确定了民法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民法典的基础性法律定位确定了在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中,民法学不仅要发挥法学专业学科的育人作用,法学其他专业的教育也要贯彻落实民法典基础性法律地位的指示精神,做好育人工作。

实体法与程序法衔接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研究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存在学术纷争,引发出其在民事诉讼中地位认定模糊的问题。对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给出了答案,即仍应将其认定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而没有必要规定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时,民法主体和民事诉讼法主体分离趋势由来已久,民事诉讼法主体资格的扩张往往是由于实践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推动民事主体变更。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本体尚不存在独立起诉应诉的可能性,无法取得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民事诉讼法应以物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准确的定位,并且根据利用主体不同,从法院和当事人角度分别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用,妥善利用新兴人工智能技术,以维护司法秩序,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12345平台的法律地位——数字法治政府的组织法观察

12345平台内生出一种不同于行政权力、社会权力的新型权力——数字权力,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需要,基础是合作行政,载体是数字技术。12345平台数字权力的扩张带来行政组织法难题,包括数字权力改变传统权力结构,挑战组织法的职权法定原则;数字权力模糊传统权力边界,带来行政合法性难题;数字权力带来去中心化,引发主体归责机制模糊化。12345平台是一种新的行政组织运作模式,“新”表现为一种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整体运作模式,形成一个动态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逐渐转向网络治理范式的新型合作模式。12345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产物,应受行政组织法调整。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应以整体政府改革为面向,科学调整行政组织法体系;以数字素养、监督机制、技术和法律手段解决行政合法性难题;从采购思维转向规则制定思维,依法设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及其规范意义

基于民办教育立法的沿革,校外培训机构被定位为《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民办学校。然而,作为校外教育的一种,校外培训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其目的是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将校外培训机构定位为民办学校,因未能观照校外培训的特殊性而消解了其补充作用。校外培训机构不同于民办学校。在此基础上,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既包括在民事关系中的法人地位,也包括在行政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关于前者,不能简单地认为,校外培训机构是公司法人;关于后者,校外培训机构应被定位为《教育法》中的其他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的其他教育机构身份是教育立法对其予以特别规范的正当性基础。以上法律地位的明确,其规范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应将校外培训机构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调整范围中剥离出来,由其他立法特别规范之。其他立法在理论上可以是校外教育立法或者社会教育立法,但于我国而言,终身教育立法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二是其他立法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应不同于对商事主体、民办学校的规范,前者所受之规范强度应介于后二者所受规范强度之间。至于具体规范强度的选择,则取决于校外培训教育公益性之确保与补充作用之最大限度发挥。

保障职业教育教师法律地位的制度设计研究

职业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是优化配置职业教育教师权利和义务、明确职业教育教师与不同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核心。新职教法从立法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教师的特别重要地位、保障了职业教育教师的权利、明晰了职业教育教师的社会地位。但目前仍存在教师权益配置与教师公共职责弱化、教师职称制度与师资配置局限性、教师教学任务凸显而教师权利式微、教师待遇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因此,建议从重树职业教育教师职业的公共性、重构职业教育教师与不同主体的法律关系、重申职业教育教师的特别权利和特殊义务、重建职业教育教师的待遇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保障职业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海事法律地位之确定——以海事行政法为主要视角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运输,自2018年以来已在长江中下游港口与上海港洋山港区、宁波舟山港之间率先运营。“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虽有独立于内河船、海船的建造检验技术规范,但无独立的法律地位,带来海事行政管理、海事海商民事纠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因此,宜将“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纳入“海船”范围,对应海船相关之海事行政法律规范以及船舶碰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优先权等海商法律规范,明晰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助力2030年前建成安全、高效、绿色的江海直达运输体系。

我国家庭法律地位的历史演进、理论辩驳及路径探析

家庭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当中始终处于立法的核心地位。在传统社会立法者的支持下,家庭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现代立法逐步削弱了家庭在法律当中的主体地位。家庭法律地位的下降使其本身的基础性作用不再具有发挥社会治理能效的空间,并由此产生了些许不良影响,这种不良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以至于影响到家庭作为法律主体的作用发挥,因此,家庭在当代法律中的地位有必要得到强化。基于此目的就更加有必要梳理我国家庭法律地位上的演化进程以及关于家庭制度构建的相关理论,为当下的家庭立法提供不同角度的路径探索。

劳动能力视角下退休老龄人法律地位之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的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的超龄劳动者用工关系判定规则,造成超龄劳动者劳动能力有无的法律推定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割裂,从而引发劳动法上劳动能力及其判定标准的理论思考。劳动能力的内核是行为能力,但劳动法的生成逻辑和实质正义之价值追求决定了劳动能力与行为能力之间的内涵和判定标准的差异。劳动能力判定标准除满足一般行为能力之标准外,应以事实优先为原则,以职业相关性为依据,以国家强制为后盾。基于此标准,在认定退休老龄人用工关系时应以劳资自治情形下对劳动能力的实质认可和国家强制下对劳动能力的限制为路径。如此,不仅能为劳动法上劳动者的识别提供依据,也更符合老龄社会退休老龄人平等就业权利实现的现实需要。

论农村幼儿教师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路径

农村幼儿教师是保障农村教育事业稳定发展的重要主体。农村幼儿教师的身份认定存在法律真空,导致福利待遇权难以落实、“身份制”明显、专业权利行使受限和救济渠道模糊等问题。目前亟须根据不同类型幼儿园性质,分别确定农村幼儿教师的教育公务员、特殊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应设定指导性权利条款,划分主体管理责任,确立幼儿教师专业权利法定原则,拓宽权利救济渠道,以实现农村幼儿教师权利的多重保障。

否定论视角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思辨与规则构想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高歌猛进。“强人工智能”在拥有自我编程与系统升级能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大众带来了何为人、何为物的哲学省思。不少学者基于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主张肯定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甚至责任能力,引发社会忧虑。实际上,法律调整的是因人的意志和行为而发生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无论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作抑或是法理学视角下人工智能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承担来看,其都不具有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因此,应当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予以否定,并从客体论视角下完成涉人工智能法律规则的构想。

版权角度生成式AI法律地位分析及保护

为了促进高科技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合理应对新兴科技产物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出引发一系列版权争议,对生成物保护须明确生成式 AI 是否具有作为著作权作者的能力,本文通过对人工智能现有法律地位的理论分析,同时分析其生成物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的独创性;确认其法律地位,以在版权争议时正确保护其内容权利。

论水面自主航行船舶远程操作人员的法律地位

随着智能船舶技术的飞速发展,水面自主航行船舶与传统商船同时运营将是大势所趋,如何更好地平衡技术创新与立法监管,预判监管需求与风险点,是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重要事项。基于水面自主航行船舶在主体属性上被认定为船舶的法律证成,通过汇总分析国际公约、各国立法、国内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各国IMO提案,对“远程操作人员”术语的内涵与外延予以界定,并从远程操作中心功能、远程操作人员职责与技能、船舶安全、船员职业升级等角度对远程操作人员的船员属性予以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