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标准——以《义务教育法》为例

法律实施效果主要是指国家立法机关经过合法程序立法,并实施生效一段时间之后,在其适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标准,可以分为普遍适用的一般标准和针对某一具体部门法调整范围的特殊标准,这样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抽象和具象两个层次上对法律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构筑评估指标量化体系有助于完善法律实施效果评估机制,推进立法的科学化、效能化进程。

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建构问题研究

在现代治理理论视域中,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依据。地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多维社会主体因各自权力运行存在的差异性与选择性特征,在法律实施效果评估的建构内容上具有鲜明区别。着眼于法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应当在评估组织主体、评估样本对象、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实践程序和评估反馈平台等环节进行系统性制度建构,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确定明确清晰的实践路向。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估机制

法律制度评估不仅是检视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核心机制,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的关键驱动。相对于传统的内部评估模式,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通过委托代理理论与专家系统理论、社会共治理论与服务型政府理论等层面获得法理上的支持。在实践中,我国在第三方评估制度建设中有益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制度层面上,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还有必要从评估主体、指标体系、评估程序与分析方法、反馈程序、保障体系等五大方面大胆创新,逐步完善。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应当契合"自下而上"的反馈模式,依照维度和指标层级的要求,遵循以问题为导向、以效果评估为主体、以一般指标体系为框架的构建逻辑指导,以法律制度实施产生的实际效果为主要评估对象,兼评法律制度本身的构造问题,建立起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四效果并列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估指标的权重。

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程序研究

程序的设计和控制,对于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工作具有规范性意义。开展法律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根本目标在于以评估结果促进立法完善,以该目标为基准,评估程序应当涵括四个阶段,即评估活动的前期准备程序、评估信息的采集与处理程序、评估报告的形成与公布程序、评估报告的反馈与回应程序。

论地方科技创新法律实施 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江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为例

2021年《科学技术进步法》完成了第二次修改,对包括《江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简称《条例》)在内的地方科技创新法律修改完善提出了新要求。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新要求,需要全面客观评判《条例》的成效及其不足,而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地方法律实施效果评估理论与实践显示:构建科学的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可从法律文本质量和法律实施效果上着力,前者注重法律文本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后者强调法律制度实施的产出、成效与影响。由此形成的相互联系、层次分明、权重清晰的《条例》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法律文本质量和法律实施效果2个一级指标,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规范性、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等6个二级指标,不抵触、必要性、条文明确、名称规范、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等24个三级指标。以此评估《条例》的实施效果,有助于细化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新规定,实现《条例》与修订后法律的有效衔接,全力护航“创新江西”建设。

论法律实施

法律实施的理论内涵，应当体现两个统一，即程序上贯彻实行与实体内容的实现相统一；实在法的实现与法的应然精神和价值的实现相统一。法律实施的评价标准．与之相适应，应该设置在法律实施的行为、活动过程；实然实体实现效果；应然实体实现效果三个层面。法律实施在一定意义上是体现投入产出关系的社会活动过程，适度投入及成本资源优化配置，是保证法律实施和实施效益的必要条件。

《民法典》的实施与经济法的职责担当

《民法典》的颁行,标志着我国民法正式进入法典化时代,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这对于民法自身的发展、市场经济法治的巩固和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法原本是继民法之后为弥补民法运行中的某些不足而衍生出的一套规范体系,其在《民法典》施行时代的职责担当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也不应该受到质疑和削弱。通过反垄断以回归民法运行所需的社会条件,通过调整强弱关系以维护合同存续的平等根基,通过市场监管以补充民事救济的不足与被动,通过宏观调控以保障市场的整体安全和效率等,既不“越位”也不“缺位”,由此促进《民法典》的施行,是经济法在《民法典》实施过程中的应有职责。由此,《民法典》的施行才会有更加充分的现实条件和切实的社会效果,伟大的民法才会永葆青春。

马民虎:《网络安全法》——推动“网络强国”建设的法律保障

值此《网络安全法》实施三周年之际,我国信息安全法律领域的权威专家和重要推动者、西交苏州信息安全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马民虎接受了我刊的专访,就法律实施效果、完善建议,以及对新基建网络安全的指导作用等阐述了专家观点。记者:《网络安全法》实施已三周年,您如何评价法律的实施情况,以及对我国的网信工作有何推动作用?

立法后正当性评价的尺度和标准

立法后正当性评价包括伦理评价和历史评价两个尺度。这两个评价尺度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其对立统一的基础在于法的制度道德。法的制度道德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沟通立法后正当性评价的尺度和标准的桥梁和纽带。法的制度道德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不同的价值标准,这些标准可用于检验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正当与否。

全国第二届法社会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今年11月初,全国第二届法社会学理论研讨会在渝召开。这次会议是由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律系、社会学研究杂志社、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同发起举办的。会议共收到论文43篇。来自国内外的45名学者结合我国法制建设和改革实践,着重就法律实施的效果、法律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许多代表认为,社会生活中有法不依、违法难究。

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现状及展望——基于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效果评估的分析

1998年由国务院制定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是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的重要行政法规,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遵循。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十八大以来各项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和外部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亟待从立法方面予以回应。本文基于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效果评估的分析,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登记管理制度的现状及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十四五"规划时期完善立法的基本构想。

法律体系的开放性风险及其应对

现代法律体系应秉持开放性原则以适应社会发展。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可能会造成法律泛化、法律体系(部门法)内在融贯性的削弱以及法律实施效果形成侵蚀等负面后果。要化解负面后果,需要从三个原则入手提出回应。通过必要性原则回应开放引起的法律泛化;通过同质性原则回应开放对法律体系融贯性削弱;通过近似性原则回应开放对法律实施效果的侵蚀。

用“长牙齿”的法律呵护黑土地——黑土地保护法亮点速递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这部典型的“小快灵”立法,把焦点对准中国粮仓的压舱石、农民的“命根子”——东北黑土区的黑土地。针对黑土地保护和利用中面临的问题,38个法律条文短小精悍、直奔主题,条条行得通、好操作、真管用。那么,这部法律将解决实践中的哪些问题,我们期待怎样的法律实施效果?

法律社会学暨法律文化学讨论会在重庆举行

由西南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律系、《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二次法律社会学理论研讨会于1988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重庆召开。会议依次围绕法律社会学基本理论、法律实效和法律文化三项论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探讨了法律的社会效果和功能,指出法律实施效果不佳是当前法制建设中的严峻问题。

法律强制性的差异

法律的强制性是法律的根本属性,但学者们对法律强制性有没有差异的问题,则一直语焉不详。强制性差异是指,由于不同原因,在同一法律体系或同一部法律中,不同法律规范具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甚至存在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法律强制性以惩罚和制裁为主要手段,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属性。法律强制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强制力度、时空范围等方面,可分为允许的强制性差异和不允许的强制性差异,不同类型的强制性差异会影响法律实施效果。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与修订将更加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访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志新

针对《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即将进行的修订工作,本刊记者对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志新进行了专访。《中国审判》:国家赔偿法实施14年来,实践中出现了比较多的争议,对于这部法律实施效果的批评也比较多,甚至有人认为是"实施最差"的一部法律。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国立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简析

建国40余年来,特别是近10余年来,我国已经颁行了一系列基本法律和其他重要法律,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大体上已经有法可依。但是,勿庸讳言,在立法效益、立法能力、立法方式与技术等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表现得比较突出,直接影响到我国法律实施的效果。

履行好保护声环境的义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有宁静环境守护神之称的噪声污染防治法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等内容,用法治方式、制度力量,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噪声污染问题。为防噪、降噪、治噪提供法律武器。栗战书委员长强调,噪声污染防治是重要民生问题,人民群众对法律实施效果充满期待。要重点抓好法律中新制度新规定新要求的贯彻实施,切实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