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反制裁法律工具的完善——以俄罗斯反制裁措施为视角

俄罗斯针对西方密集制裁出台了一系列反制裁法律法规,并产生一定的反制效果。鉴于俄罗斯反制裁经验,在国内法层面,中国应完善以《反外国制裁法》为核心的反制裁配套法规,出台突显自身贸易优势的反制裁行政法规以及实施针对重点目标的反制裁措施。俄罗斯反制裁措施以国内反制裁措施为主,缺乏国际反制裁手段。为全面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还需合理、及时地运用国际反制裁法律工具。鉴于西方对华制裁以经济制裁为主,中国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援引《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第2款、《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例外情形”、GATT 1994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反措施规定,以证明对西方实施反制裁的正当性。

中美法律工具主义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中美两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面对相似的社会背景、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存在滥用的危险。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产生和适用的前提不同、哲学基础不同、法院系统差别巨大。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启示:应充分发挥法律的工具性作用,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增强司法者承担运用法律工具的角色位置和角色能力;重视研究行动中的法律,摆脱法学研究的教条化;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滥用进行限制。

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是以主客体两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为背景的,是在人的法律属性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只有清除这种主客两分的法律工具主义,才能使法律工具主义真正指导司法实践。

法律工具主义的“是”“非”与法律信仰

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其实,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法律工具主义的"是"在于其具有功用性的一面,而纯粹法律工具观又和法律所体现的正义、自由之精神及人们视其为神圣的情怀相背离。法律深受现实利益、人的生存要求、法律实践之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同时显示出较强的"脆弱性"。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的历史境遇——法律工具主义的视角

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法制建设滑坡,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是当时法制建设指导思想深处潜藏的法律工具主义的逻辑结果。从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共同纲领》到作为过渡时期总任务法律形式的《五四宪法》,不论其结构形式还是实际内容,都是直接为政治需要、政治意图服务的,宪法作为政治工具,未能在保障权利、限制权力方面起到应有作用。而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在当时之所以可能,既有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又有传统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论证,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产生也需要法律工具主义。今天看来,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必须对我们无意中承受的传统保持高度警惕。

论法律工具主义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无法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同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树立法治精神,必须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加强立法建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强法律宣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法律工具选择——一种法经济学的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一般公共产品特性及外部性,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失灵,法经济学思路是通过界定产权、制定法律加以解决。现代知识产权不能对"表达"形式下面的信息或思想提供保护以及可能导致传统知识与资源严重商业化等制度缺陷性,决定了这种法律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缺陷,因而需要其他私法工具。行政法通过设定和实施行政激励以调动和激发人们提供正外部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其局限性是难以兼顾对私权自力救济的规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整体有利于鼓励和保护非遗正外部性,但这部法律对于非遗权利性质和内容仍语焉不详。我国未来的立法须更多关注非遗民事权利的完善。

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信仰的培育

相当一部分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的虚幻性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因过分张扬法律的工具性而走向了另一极端。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综观古今中外,法律制定与颁行的首要目的无不在于维护其社会秩序及顺导人性之"善"、"恶"。过分张扬法律工具主义势必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之精神产生强烈的冲突,因而,以法律工具主义的极端化思想推行法治,只会堕落为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基于此,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法律工具论的历史之根

法律工具论的思想长久以来对中国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的形成及发展有其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从西方不同时期政体与法的发展的关联性及东西方法的差异的比较中可以总结出:政治体制的差异会影响到执政者对法的认识的差异,而此种差异又会对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继而对一国法理学及法的总体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在提倡法治的当代中国,对此种差异的历史及影响的认识有助于寻求提高全民法治意识的方法。

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中国要将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念,必须在实践中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思想观念。而"法律工具主义"的根系是深深扎在我国传统观念的河床之上的,要肃清其影响,仅仅依靠简单否定的方法是不够的,也不能一味地停留在对法治价值理想的理论论证上,而是需要回到"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的思想源头,发现其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需要回到新近的法治建设的社会实践当中,追问何以"法律工具主义"畅行的种种原因,才能促成这一转变的发生。

法律工具主义的特征、危害及其克服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无任何目的意义与价值意义,且与现代依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理念不一致,其给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目标进程中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上,彻底摒弃与克服法律工具主义,以求得更有效率地实现法治,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法律信仰主义旗帜。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法律工具主义对于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我国法律信仰的确立。国人要形成法律信仰,建立法治社会的理念基石,必须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束缚。

法律工具主义的“七宗罪”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性手段,强调法的统治功能,挑战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挑战法的至上性,忽视程序正义和公民权利保护,动摇公民的法律信仰,极易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法治观的一种挑战,我们必须摒弃它。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政府驱动城市开发所需的被动性与主动性法律工具

如果政府仅仅依赖公民与企业的自觉性来执行它所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和法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作为这些法规构成的基础,公共利益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政府必须有能力要求公民和企业执行有关法规。然而,我们无法简单强迫土地所有者和建设规划者服从政府规划和建筑法规,因为与之相互关联的是宪政国家运转的关键基石:合法性原则(principleoflegality)。鉴于合法性原则,政府被赋予了诸多权力。法律给予政府的城市发展方面的权力包括两类:被动性权力(reactivepowers)与主动性权力(proactivepowers)。荷兰因而允许政府机构享有广泛的被动性权力与主动性权力。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荷兰这些权力并不受公共法律限制。与多数盎格鲁—萨克森国家不同,荷兰政府被允许在承担风险的基础上参与公私合作。这种合作是通过公共与私人部门的合同及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合资企业来实现的。本文详尽阐述了作为被动性和主动性政府权力基础的公法和私法工具。这些权力是政府驱动的城市开发制衡市场驱动的城市开发的真正至关重要的因素。

论欧盟在国际贸易摩擦方面的海关法律工具及其运用

海关法律工具作为一种制造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一直被世界各国普遍使用。但由于立法制度不同,各国国内法所赋予海关的法律权限也不尽相同。近年来,欧盟通过运用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条例、AEO制度与REACH法规等海关法律工具制造的贸易壁垒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欧盟把海关法律工具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实施手段已成为其制造国际贸易摩擦的制度保障与实现路径。海关法律工具的合理运用为欧盟确保经贸利益提供了多维根基,同时其创新与善用也为欧盟探索出多条实现贸易安全与便利化的发展新路。因此,借鉴欧盟经验,对中国走出贸易摩擦困境的海关法律工具进行再造,并使其成为开展贸易救济与贸易反制的有力武器,势在必行。

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在中国，要树立法治观念必须树立法治主义的法律观念，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什么叫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有个基本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就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在合理的法律观念中应该做一个颠倒，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

论法律工具主义观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将法律视为实现统治目的之手段的法律工具主义观消解了法律的权威,忽略了法律的内在价值以及基于承认和共识而被服从的可能性。在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律工具主义观导致对"人治"的偏重,使司法独立和公正性受损,因对法律的制裁功能的片面强调而弱化法律的调整作用,由此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成为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的观念阻力。法治精神的重塑需要对法律工具主义观加以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