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法律工具主义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中美两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面对相似的社会背景、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存在滥用的危险。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产生和适用的前提不同、哲学基础不同、法院系统差别巨大。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启示:应充分发挥法律的工具性作用,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增强司法者承担运用法律工具的角色位置和角色能力;重视研究行动中的法律,摆脱法学研究的教条化;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滥用进行限制。

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是以主客体两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为背景的,是在人的法律属性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只有清除这种主客两分的法律工具主义,才能使法律工具主义真正指导司法实践。

法律工具主义的“是”“非”与法律信仰

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其实,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法律工具主义的"是"在于其具有功用性的一面,而纯粹法律工具观又和法律所体现的正义、自由之精神及人们视其为神圣的情怀相背离。法律深受现实利益、人的生存要求、法律实践之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同时显示出较强的"脆弱性"。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的历史境遇——法律工具主义的视角

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法制建设滑坡,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是当时法制建设指导思想深处潜藏的法律工具主义的逻辑结果。从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共同纲领》到作为过渡时期总任务法律形式的《五四宪法》,不论其结构形式还是实际内容,都是直接为政治需要、政治意图服务的,宪法作为政治工具,未能在保障权利、限制权力方面起到应有作用。而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在当时之所以可能,既有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又有传统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论证,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产生也需要法律工具主义。今天看来,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必须对我们无意中承受的传统保持高度警惕。

论法律工具主义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无法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同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树立法治精神,必须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加强立法建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强法律宣传。

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信仰的培育

相当一部分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的虚幻性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因过分张扬法律的工具性而走向了另一极端。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综观古今中外,法律制定与颁行的首要目的无不在于维护其社会秩序及顺导人性之"善"、"恶"。过分张扬法律工具主义势必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之精神产生强烈的冲突,因而,以法律工具主义的极端化思想推行法治,只会堕落为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基于此,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中国要将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念,必须在实践中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思想观念。而"法律工具主义"的根系是深深扎在我国传统观念的河床之上的,要肃清其影响,仅仅依靠简单否定的方法是不够的,也不能一味地停留在对法治价值理想的理论论证上,而是需要回到"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的思想源头,发现其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需要回到新近的法治建设的社会实践当中,追问何以"法律工具主义"畅行的种种原因,才能促成这一转变的发生。

法律工具主义的特征、危害及其克服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无任何目的意义与价值意义,且与现代依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理念不一致,其给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目标进程中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上,彻底摒弃与克服法律工具主义,以求得更有效率地实现法治,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法律信仰主义旗帜。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法律工具主义对于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我国法律信仰的确立。国人要形成法律信仰,建立法治社会的理念基石,必须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束缚。

法律工具主义的“七宗罪”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性手段,强调法的统治功能,挑战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挑战法的至上性,忽视程序正义和公民权利保护,动摇公民的法律信仰,极易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法治观的一种挑战,我们必须摒弃它。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在中国，要树立法治观念必须树立法治主义的法律观念，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什么叫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有个基本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在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就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在合理的法律观念中应该做一个颠倒，政府才是法律的工具。

论法律工具主义观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将法律视为实现统治目的之手段的法律工具主义观消解了法律的权威,忽略了法律的内在价值以及基于承认和共识而被服从的可能性。在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律工具主义观导致对"人治"的偏重,使司法独立和公正性受损,因对法律的制裁功能的片面强调而弱化法律的调整作用,由此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成为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的观念阻力。法治精神的重塑需要对法律工具主义观加以摒弃。

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文汇报》6月5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成良的文章认为，要树立法治观念，就必须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 法律工具主义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强调法律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法治社会，人民通过设立政府，让官员执行法律。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治民之具抑或为民之具——《商君书》法律工具主义观批判

《商君书》集中展现了商鞅的政治与军事思想。其政治构想以强力为根基、以法制为主体、以权势为支撑、以刑赏为手段、以农战为要务、以称王为终极目的。据此,法制成为富国强兵、兼并天下以最终实现君主个人理想这一目标的手段,其内容难免会罔顾公共利益,且可被肆意更改,彻底沦为君主治理民众的工具。值得警惕的是,法律一旦成为某种外在目标的工具,法治本身就会受到威胁。在当今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那种视法律乃是实现特定群体之某种目标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对法治国的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法律工具主义评析

本文通过对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工具主义的剖析及评价,论列了它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严重阻碍;认为在我国向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精神文明化目标迈进的伟大历史时代,应坚决扬弃严重滞后于实践的法律工具主义,探求更能推动我国实现法治化的法学理论,不但认可法律的工具性,而且高扬法律的目的性。

法律移植、法律工具主义与制度异化——以近代著作权立法为背景

法律移植是现代社会法律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和主要方式。对于法律移植是否可能的讨论仍不绝于耳,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激烈的争论,是因为学者们普遍忽视了移植中工具主义因素的影响。近世的法律移植往往是由政权进行的主动立法,其中又以东方国家在近代面临西方挑战时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为典型。在这些移植的实践中,政治的影响或考虑往往超越移植中的其他因素,甚至影响到法律移植的成功与失败。文化经济等其他影响法律移植的因素,也往往通过政治因素表现出来。政治因素确实能促进法律的移植,但也会使移植渗杂法律工具主义的诉求,并且还会导致法律制度的异化,使得表面移植成功的制度实际上内涵并不相同。中国近代著作权立法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外来压力转化成政府的动力,并进而体现为移植中的工具主义的盛行,而且还裹挟着经济、文化的影响,最终使得本无社会基础的著作权法移植"成功",但同时也渗杂进了大量政府对于这部法律的理解,服务于政府对于这部法律的要求。

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现代影响及其克服

法律工具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点,本文通过对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剖析,指出了其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并提出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影响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