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工具主义观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将法律视为实现统治目的之手段的法律工具主义观消解了法律的权威,忽略了法律的内在价值以及基于承认和共识而被服从的可能性。在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律工具主义观导致对"人治"的偏重,使司法独立和公正性受损,因对法律的制裁功能的片面强调而弱化法律的调整作用,由此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成为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的观念阻力。法治精神的重塑需要对法律工具主义观加以摒弃。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美国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当代美国法律文化特色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其兴起得益于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普通法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为解决这场危机,美国爆发了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其主张是革新普通法的观念,以工具主义法律观取代形式主义法律观。这场改革拉近了法律与社会的距离,奠定了美国法律实质化特色的基础,并对后来的法律理论与实务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法学流派在根本上都对法律持工具主义态度,在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实务中也更是处处体现了工具主义法律观。

工具主义法律观在美国法律职业危机中的影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当代美国的法律职业出现了危机,不仅大众对法律职业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抱怨与担忧,律师自身也面临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危机。隐藏在法律职业危机背后的法律理念是工具主义法律观,它以两种方式体现在法律职业之中:其一,律师的为当事人利益服务的工具色彩越来越强烈;其二,律师通过工具性地操作法律规则来达成其当事人或其个人的目标。工具主义法律观在当代法律职业中的流行有着深刻且复杂的现实原因。我国的法律职业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法律是善与公正的艺术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思潮:一种是价值主义的理解,即认为法律的理念及目的价值,在于追求社会公正的实现,法律是一门追求和崇尚正义的学科;一种是工具主义的理解,即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用暴力支撑的规则体系。因此,对法律是善与公正的艺术这一课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用三个部分来对本课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从善良、公正、艺术的概念与界定来阐述法律是善与公正的艺术;第二部分阐述什么是工具主义法律观以及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批判;第三部分阐述从至上理想到现实世界的统一。由此,校正流俗的对于法律的偏狭理解,确立尊重法律的现代意识观念和信仰。

地方立法体系的结构优化理据与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以良法保障善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地方立法是特色法治的关键组成部分,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的体系性建设,已成为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向。地方立法体系应当是由不同层级地方立法活动及其产生的不同效力位阶的法律文件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有机系统。当前地方立法体系中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数量结构不均衡、位阶结构不清晰、结构互动性不足。产生问题的原因,首先在于长期以来“工具主义法律观”对地方立法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次是现行立法规则存在诸多模糊,无法对地方立法实践提供充分指引;还有立法过程中对于“不抵触原则”的迷信;以及现行立法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追求法治政绩的内在驱动等。这些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地方立法作用的发挥,地方立法体系结构亟待优化:在理念层面,要以“治理主义法律观”作为主导,注重良法和善治的协调;在规则层面,要不断完善和明确法律规定,对模糊问题做出回应和解决;在制度层面,可以尝试探索构建地方立法“自下而上”的层级演进机制;在现实层面,要回归地方立法的本位,不断加大地方立法对地方法治需求的回应度等,以期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充实特色法治体系与建设特色法治国家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