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

近些年来,宪法的重要性日益得到认可,并且由于宪法是法律,于是宪法就与部门法发生了复杂的关联,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门法的合宪性审查,二是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其中后者的意思是说,部门法的任务就是以具体化的方式来落实宪法要求。如果在法理学上考察宪法的性质,那么它将由实在法命题、概念命题和价值命题组成。认识到这一点,宪法就成为对法律环境的合理反应,而不是扮演法律总则的角色。如果宪法不是法律总则,宪法就无法要求部门法去实现将它具体化的任务,宪法的角色将只剩下对部门法的合宪性审查。

浅谈总则——由一司法实践中之“怪现象”所引起的思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在有些基层法院或法庭做出的判决中,其适用的法律依据仅有分则条款,而无总则规定。是总则中无此规定吗?也不尽然。据笔者翻阅有关的资料表明,大部分这种案件在法律总则中亦可寻其源。但为何这些判决书中不把总则的相关规定引入其中呢?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总则的规定一般是比较抽象的原则性规定,这需要法官对其进行理解、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才能予以适用。而有些法官对这些原则的理解本身就缺乏十足的把握。

法理学能回答宪法的性质吗?——与陈景辉教授商榷

宪法性质问题不能借助初级与次级规则、一阶与二阶共识等法理学理论工具来回答,否则构成范畴错误。即便就意义本身而言,宪法也不是次级规则与二阶共识。概念分析的法理学方法着重对普遍意义的法律抽象出普遍的意义,但不能提供任何实质的规范立场或经验知识,囿于其“自明之理”的方法论难以识别具体宪法承载的不同任务与价值,也就无法回答特定的实定法语境下的宪法性质问题。不同于最高法强调所涉法律的效力位阶与优先适用状况,根本法强调宪法是其他部门法规范的创制、生效、实施的前提条件,以及在内容、意义与价值上是塑造整个法体系的结构图。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宪法主要是最高法,而中国与德国的宪法更多是根本法进而是整个国家法体系的法律总则或总章程。抽象分析概念问题还是具体讨论教义学问题,明确的方法论自觉是法理学与宪法学准确对话的必要条件。

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

伴随着《民法典》通过,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几乎涉及所有部门法的法典化运动,它们基本上遵循民法典的“法典=体系性+法律总则”的模式,并认为自己在体系性与法律总则两个方面并无困难。但如果仔细思考民法典的法典化理论,“法典=体系性+法律总则”的基本模式只是法典化的结果,而非该理论本身。如果注意到法典化与部门法划分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法典化的最终根据在于“特定部门法具备价值上的完备性”,那么就只有部分的部门法才有法典化的可能;或者说,并非所有的部门法都能够被法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