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意图主义的另类思考——基于想象性重构条件之考察

面对规则与例外之间相互纠缠的法律统一性难题,一些人提出以法律意图主义为方法论内核的"想象性重构"方案。但是其对立法者意图的"历史性再现"之企图遭遇客观情境、主体思维及目的希求殊异之挑战,故而在实践中极难实现。如是,与其说"重构",不如说"续造"。

我国《专利法》英译本中情态动词“shall”的法律意图辨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官方英译文本为语料,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采用内容分析法,辨析情态动词"shall"的法律意图。研究结果显示,情态动词"shall"在我国《专利法》官方英译文中呈现出五种法律意图:义务、权利、禁止、允许以及宣布;依照以言行事行为,将其分为三类:指令类、承诺类以及宣告类。该研究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法律文本时更加准确地使用"shall"来传达立法者的法律意图。

言语行为与法律中的意图研究

法律不仅是文本,更是一种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立法中的言语行为,实现法的目标,我们需要了解立法者的"意图"。本文以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理论、约定符合理论和法律中的有关"意图"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法律中的意图对于理解和适用立法中言语行为的作用。

法律言语行为翻译的质量评估

文章阐述的是不同法律文本中的法律言语行为的翻译及如何评价法律言语行为的翻译。首先对如何评价法律言语行为的翻译提出假设,然后以Sarcevic对法律文本的分类为基础,总结出不同的法律文本中的法律言语行为,并结合典型例子进行翻译评价,进而说明文中提出对法律言语行为的翻译评价这一假设的科学性。

追求整体性理想的法律解释观——以河鲈科淡水小鱼案为例

任何法律的适用,都必须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或理解)。通过河鲈科淡水小鱼案,德沃金成功地批驳了以古典解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意图论法律解释观,强调只有坚持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才能既保持稳定性又保持连续性,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我国加快法制建设进程的今天,合理地借鉴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无疑是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浅谈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

法律规避制度作为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制度,各国对其构成要件、性质及效力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作为法律规避制度的核心,法律规避行为应由三个要件构成,其中,当事人内心规避法律的意图最根本,也是区别法律规避行为与其他类似法律行为的核心。法律规避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二者都是出于维护本国法律的良好运转,形式的主体都是国家机关。而法律规避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其实跨越了法律与道德对人约束的界限,其合理性应当受到质疑。

论“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在法律行为界定中的适用

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是法律行为的"准入要件",其为法律介入私人行为设定了边界,排除了家庭社交等"法外空间行为"的法律调整。在司法实践中,"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主要由法律直接推定,根据行为目的采用两分模式:商事行为推定其有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家庭社交行为推定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此种推定是一种证据法上的技术工具,可以被相反事实证据推翻。

论家事协议的拘束力——以英国判例为借鉴

家庭成员间订立的协议能否作为法律上具有拘束力的合同,需要审查当事人行为时有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英国判例法实践认为:采用证据法上的推定技术,原则上推定家事协议其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故不成立合同,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是,这种推定是可以被反证推翻的:如果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家庭成员之间的协议是当事人意欲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的真实意思表示之结果,那么此类家事协议则具有法律拘束力。在家事协议的法律拘束力个案判定中,需要综合以下情况考量:协议的内容,尤其是义务性质是财产给付还是人身性行为的履行;协议订立的具体情境,当事人订立协议时的感情亲疏远近;当事人对协议有无信赖利益。

论家庭协议的可强制执行性

家庭成员间订立的协议能否作为法律上具有拘束力的合同,即家庭协议违反是可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需要判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有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英国判例法原则上认为:推定家事协议"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但是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的家事协议是具备"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的例外。"协议内容可处分性"、"义务相互性"、"法益价值重要性"、"信赖行为"可以成为具体界定一个家庭协议是否具有"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的客观考量因素。

论美国行政法中的保护意图规则——兼议其对保护规范理论引入的启示

美国行政诉讼原告制度在自普通法样态逐步"公法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实体法"保护意图"判定原告资格的保护意图规则,其核心逻辑同源起德国法的保护规范理论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作为类似法理在美国法背景下规则化的产物,保护意图规则对实体法"保护意图"的解读路径、规则构造,乃至其存在本身,和对于探讨我国有无必要排斥保护规范理论,以及构建保护规范理论的"中国法表达"等议题均极具参考意义。

刑法“创造性解释”的司法现状与控制路径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回应法治的要求、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是理论上和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疑难、复杂案件以及与信息网络有关的侵犯财产等新类型案件的增多,基于司法功能主义的考虑,软性地甚至创造性地解释刑法的现象不断出现。这种思考方法顾及了国民视角的处罚必要性,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中的少数解释属于应当予以禁止的类推解释。为此,必须对刑法“创造性解释”进行必要的限制,不能仅仅从处罚必要性出发进行实质解释,需要承认立法者“意图性的法律空白”。要对刑法“创造性解释”进行合理化控制,首先,要考虑刑法解释方法的制约,肯定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刑法领域“法官造法”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其次,要考虑类案中展示出来的“普遍的主流观点”的合理性;最后,刑法“创造性解释”要接受体系性的刑法教义学的指导,认真研判其所提供的论证模式。在穷尽所有的解释方法后仍然无法定罪的,不能以“创造性解释”之名行类推解释之实,而只能期待立法者增设新罪名。

论客观目的解释

客观目的解释通过对法律目的和法律意图的区分,认为法官在法律解释时,不应追问原立法者的意图,而是赋予其满足当今正义要求的意义。因此,法律文本便脱离了立法者而具有本身的目的。法官根据案件当时的客观情况不再拘泥于立法意图进行判决,应视为契合法律的目的之范畴,具有其正当性。这种观点招致许多批评,但毋庸置疑,客观目的解释更多地关注法律文本在将来欲取得的效果和目的,可以更好地解决法律的滞后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矛盾。

刑法软性解释的限制与增设妨害业务罪

罪刑法定原则在现代信息社会所面临的冲击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审判实践中,对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妨害业务的行为大多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性,少数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经营罪处理。但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使用物理上的有形力毁坏生产资料的侵犯财产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行为手段有严格且明确的限定;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则存在确定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在使用前述实行行为之外的其他手段妨害他人正常进行的业务时,司法上目前基于政策考虑进行刑法的“软性解释”以扩张处罚范围,但这种见招拆招的做法始终面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疑,使破坏生产经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经营罪沦为“口袋罪”。为惩处形形色色利用信息网络妨害业务的危害行为,填补过往立法“意图性的法律空白”,降低罪刑法定原则所承受的压力,有必要增设具体的妨害业务罪,以全面保护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