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委托辩护优于法律援助辩护

近年来,我国实践中屡屡出现办案机关通过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担任辩护人,从而排除被追诉人或者其近亲属委托的律师的做法,这种做法违背了委托辩护优于法律援助辩护的法律规则与基本法理。委托辩护优于法律援助辩护是国际通行的刑事司法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文件也作出了全面规定。委托辩护优于法援辩护是法律援助制度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有助于降低国家法律援助经费面临的压力。不仅被追诉人委托的律师优先于法律援助律师,被追诉的近亲属委托的律师也优先于法律援助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第51条的规定存在严重问题。

论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辩护质量——以法律援助中的指派辩护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诉讼理念的贯彻实施,关注到了庭审的重要性,为律师能够进行有效的辩护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是着力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对于法律援助中的质量却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面对近期出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可能对审判中心带来的冲击和我国的辩护现状,应把握好审判中心主义和辩护质量之间的关系,从现实出发,结合目前的司法体制的变化,以严格司法为保障,构建辩护质量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控辩平等对抗,提高辩护质量。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结构优化——以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为视角

值班律师“辩护人化”是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需求的应对方案,这也意味着值班律师将转向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从而模糊了二者在功能上应有的界分。主张值班律师“辩护人化”,一方面是因未能立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化建构的思路路径,另一方面是因法律援助律师辩护率不高,值班律师作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替代方案。应构建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功能互补的工作体制:值班律师发挥在刑事司法程序早期阶段的法律帮助功能,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职责则逐步由法律援助辩护律师承担。

浅析法律援助中的两种政府责任

现代社会法律援助的实施离不开政府责任,但是法律援助中的政府责任不是全权责任,法律援助中的政府责任既包括消极控权性质的责任,也包括积极救助性质的责任。为贫困者提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最核心的责任,对于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一般法律援助政府承担有限责任。

浅析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现状之成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于2021年颁布实施,在这一重大立法进步事件发生的同年,“占坑式辩护”现象层出不穷,在形式上表现为: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取代被追诉人委托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服务,却常因辩护质量的参差不齐导致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之目的难以实现。因此,唯有客观厘清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包括哪些因素,才能“对症下药”提出有益于辩护质量整体提升的建议。

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制度再探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草案)》为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草案)》是我国关于法律援助的第一部专门法律,既是对我国多年来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总结,也是新的发展起点。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内容在草案中得以进一步完善,但整体来看仍有进步空间。第一,援助范围仍有待扩大,具体而言,应将简易程序中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纳入援助、落实审前阶段的辩护援助、优化经济困难标准;第二,提升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的手段,包括律师的准入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应进一步完善;第三,经费作为法律援助正常运行的保障,需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并着重改善区域不平衡以及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同时建立刑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专款专用。

论强制辩护的中国模式

强制辩护具有保护被追诉人防御利益、促进法庭审判公平、确保国家刑罚权公正行使的功能,因而有建构之必要。司法解释通过限制被追诉人拒绝辩护权的方式对强制辩护制度进行了尝试。然而,从解释学的角度考量,相关条文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正当性不足,并存在不当扩充部门权力、限缩被告人权利的弊窦。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改革背景下,有必要改变司法解释的建构思路,在立法论层面提出契合中国现实需要的强制辩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评注

《刑事诉讼法》第35条在历史上有过两次修改,主要涉及法律援助辩护适用类型、适用范围和适用阶段的变动。从法律体系上来看,该条明确了国家专门机关及法律援助机构在被追诉人委托辩护不能或不为情况下,负有提供法律援助辩护的义务,构建了我国的法律援助辩护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是法律援助辩护的前置要件。结合周边规则,我国的法律援助辩护共有依申请酌定法律援助辩护、依职权强制法律援助辩护、依职权酌定法律援助辩护三种模式,其中,依申请酌定法律援助辩护属于法律援助的一般情形,需要满足“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的实体要件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的程序要件才能适用。依职权强制法律援助辩护属于法律援助例外情形,是立法赋予专门机关的强制性义务,目的是对于那些身体缺陷、重刑案件以及程序失衡案件中的被追诉人给予特殊保护。依职权酌定法律援助辩护属于面向未来,顺应刑事案件律师全覆盖改革进程的过渡性举措,因此对相关条款的理解需要兼顾改革精神和试点倾向。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值班律师制度

在法律援助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发展得较晚,我国已经逐渐确立了值班律师制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对值班律师的诉讼权利、职务保障和考评机制都还缺乏具体的规定。现如今请求值班律师获得法律帮助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并不是很多,其原因主要是法律援助律师在职务保障过低时,并不会积极主动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充分的法律帮助,存在"走过场"现象。因此文章通过分析现阶段我国值班师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建议。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之完善刍议

死刑复核程序是为了保障死刑案件质量而设置的特别审判程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最大化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公正司法、防错纠错、保障人权的功能,贯彻落实"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死刑政策,死刑复核程序应当着力加以完善:第一,厘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性质,选择在现有框架内实现死刑复核程序诉讼化改革的路径,而不必进行三审制转变;第二,加快将法律援助辩护全覆盖至死刑复核程序,充分保障死刑被告人的辩护权;第三,坚持死刑案件在基本事实的证明上达到"唯一性"结论;第四,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复核案件的改判范围,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合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