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定义与法治——重视法律明确性

法律概念作为法律要素中最基本的细胞,法律概念具备明确性,既能够充分体现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也是司法者和执法者在实际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的重要依据,更是民众据以理解和遵守法律规范的重要前提。而法律定义作为能够明确法律概念的逻辑方法之一,尽管法律概念与法律定义两者在多数场合会被混同使用,但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区分两者还是存在显著区别。最基本的定义对于法治的实现与法治逻辑的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对于法律定义基本要素、特点、类型等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对立法的现状进行理解和反思,也有助于帮助民众、执法和司法工作人员更好的理解法律真意,从而正确恰当的运用法律,只有切实保障法律的明确性,才能进一步在思维与实践中都更加接近法治。

论法律明确性原则:依据、标准和地位——基于违宪审查角度的解读

在违宪审查的论域内,法律明确性要求的宪法规范依据在于罪刑法定、正当程序等宪法条款或原则;而我国宪法第5条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规定及第33条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是法律明确性原则的中国宪法文本依据。法律明确性原则审查标准的确定至少应遵循如下两项基本规则:一是规制事务领域的不同决定了判断立场和判断尺度的差异;二是受众的立场与审查权的裁量之间的相互协调。然而,基于审查标准的不明确、法律的模糊性特征及法解释技术的运用,法律明确性原则在违宪审查实践中的作用空间是十分"狭窄"的。

法律明确性原则的地位与功能——基于基本权利限制合宪性审查的视角

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遵循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基本权利限制合宪性审查中,法律明确性原则应是一项与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并列的、独立的审查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关注法律规范的"形式"、比例原则关注法律规范的"价值"不同,法律明确性原则关注法律规范的"内容"。这种区别使得法律明确性原则可以在基本权利限制合宪性审查中发挥独特的功能,既能增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又能缓解民主机关与违宪审查机关之间的冲突。

认真对待明确的法律--兼论定义法治及其意义

法治是由法律所定义的秩序。明确的法律是法治思维的前提,法治思维主要是对明确法律的意义认定或阐释,只有尊重明确的法律才能显现法治限权以及保障自由的本色。但是,在辩思盛行的语境下,人们对明确的法律不够尊重,而是习惯于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思辨中探寻意义,由此衍生出法律权威的失落。欲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需要充分发挥明确法律的意义,如明确的法律得不到实施,法治只能停留在修辞阶段。

在价值理想与客观认知之间:法律明确性原则的理论空间

法律明确性围绕着规则预告与权力拘束两个作用展开,特别是现代政治——法律理论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围绕着权力拘束作用,在法律理论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某种绝对明确性的理论诉求,在立法上要求彻底明确、行政法中要求严格限制裁量权的适用、司法中预设唯一正解。而当语义学和法哲学的相关理论引入到法律明确性的论域时,绝对明确性受到了全方位的质疑。凯尔森的"框架"法律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法律明确性原则建立了一个新的诠释模型,在这种相对明确性的理论框架下,适用者的自由裁量空间得以证立,从而使得法律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同时法律拘束权力的诉求也能得到满足。

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控制——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分析

从宪法学角度来判断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立体刑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比较法的研究,根据一般刑法理论,阐析法律明确性原则是刑法规范的形式正当性标准之一;从立体刑法学的立场来看,该原则也是宪法上衡量刑法合宪性的重要基准。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刑法明确性原则有其各自的理论和制度背景,通过对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规范依据和适用的步骤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法律技术和原理,以期为构建中国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提供镜鉴;运用交叉运用宪法和刑法的解释学原理,可以在宪法理论上证成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并对该原则在刑法领域的落实提供宪法理论基础。

论法律保留原则的类别与二元判断基准

现今,学者们对法律保留原则分类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法律保留与宪法保留、法律保留与行政保留、相对保留与绝对保留这三个方面。而其中又以相对保留和绝对保留的分类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针对绝对保留的事项必须要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相对保留的事项必须要与授权要件明确性原则相适应,以此做到各机关依法作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的合宪性检视与调整

尽管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但对这种限制本身还应根据宪法的原则和规范再进行限制。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教义学理论指导下,将现行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置于合宪性框架下接受逻辑检视和规范审查:在形式维度,其有诸多规定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实质维度,其亦不能全部符合比例原则。鉴于此,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的合宪性调整,在观念上有必要更新传统的公安部门观念,充分发挥宪法的统摄和指引作用;在规范补正上需严格落实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同时实现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化及比例化构造。

论行政行为明确性原则的司法适用与制度实现

行政行为明确性原则是法明确性原则的一项子原则。行政行为明确性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明确。行政行为应当明确之要求是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要件之一。在行政行为明确性原则的司法适用中,应当采用要素判断法对行政行为是否明确进行判断。一般而言,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明确的要素包括两个:一是授予或者侵害权益的类型;二是授予或者侵害权益的程度。在行政法实践中贯彻行政行为明确性原则的要求,需要推进行政行为内容要素的明确化、制度化,在行政决定书中尽量采用数字化的表达方式并确立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内容的法定解释义务。

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与立法应对

克隆人技术发展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可被用于"生育"孩子、治疗疾病和怀念故人。但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宪法上的生命价值、人的尊严、社会和家庭秩序构成强烈冲击,需要积极予以立法应对。在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过程中,应当以宪法上的生命与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遵循宪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参与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必要的平衡。展望未来,我国应当以生命和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调整。

论宪法视野下的空白罪状

空白罪状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立法技术,对维护刑法的安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从宪法学的角度审视,在立法实践中空白罪状与宪法原则存在诸多抵触之处,如:空白罪状的高度开放性特征有悖于法律明确性原则;空白罪状中参见的规范繁多、效力位阶不一,有可能与法律保留原则相左。除此之外,由于空白罪状参见的规范效力等级较低,容易导致立法权向行政权"妥协"之尴尬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价值取向的宪政、法治国家原则相背离。

公共信用立法的合宪性考察与调整

为提高社会诚信水平,公共信用立法授权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对公共机构履行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与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有关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评价,形成档案式的公共信用信息,并对外公布或作为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公共信用信息的收集、加工、评价、共享及应用等,可能严重影响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人格权、平等权等基本权利,应当有立法上的明确授权。立法上应当明确公共信用的内涵,以防止公共信用信息的泛化而演变为一般性社会管控或促进执法的工具,偏离原初的提高社会诚信水平的立法目的。不合理的信用评价与应用,无助于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权利限制与立法目的应当合乎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