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法律构造论

在数字经济环境中,数据已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需要更好地挖掘和开发其经济价值。数据不同于传统有体物以及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和属性使其在法律制度构建和运行上也具有特殊性。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基础制度的核心内容,其应涵盖保护数据主体合法权益、协调和平衡数据利益关系、促进数据有序流动和分享、促进数据要素利益公平分配等内容。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旨在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数据动态流转和价值实现机制,最终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目标。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生成逻辑与法律构造

宅基地权利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体现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国家盘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政策取向。宅基地“三权分置”中创设宅基地资格权的目的在于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盘活宅基地土地资源潜能。宅基地财产权功能的回归、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重推动,构成宅基地“三权分置”具有独特的生成逻辑。构造宅基地“三权分置”不仅应明确和落实宅基地农村集体所有权,完善其权能,将宅基地资格权表达为宅基地成员权,分类赋权;而且应细分宅基地使用权,拓展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构建宅基地有限流转制度。

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构造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商标法通过拟制方式赋予注册商标以专有权利。注册制度在商标法中具有重要功能,但注册商标并非当然取得商标权。商标恶意注册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引发法律适用风险。域外国家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体系在法律规范设置、法律制度安排及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均有不足。商标法应增设规制商标恶意注册一般条款、商标使用义务、禁止商标权滥用原则、完善保护特定主体民事权利等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引入“阻碍竞争”法律条款,民法典应规定滥用商标权或者恶意诉讼的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通过协同保护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安慰函的法律构造与规范进路

安慰函作为商事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新型债权性担保工具,在促进融资、促成合同、增强信用等方面具有独立价值。在我国既有规则体系下,相关立法尚付阙如,加之安慰函自身的“模糊性”特征,其在实践运行中呈现出诸多解释困境。我国司法实践对安慰函的性质及效力认定通常高度依托于保证合同,以是否构成保证为基本判断标尺。事实上,安慰函区别于传统从属性保证,具有独立的交易需求与规范逻辑,基于保证合同视阈的审视逻辑实则是对安慰函制度之误读,有悖于商事自治,亦与商业交易需求相背离。为导正安慰函的构造逻辑,应将安慰函作为不同于保证合同的担保方式纳入人的担保体系范畴,并肯定、承认适格安慰函的担保效力。在未来的《商法典》或《商法总则》等商事立法中,应当予以典型化。

“双碳”目标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功能审视与法律构造

“双碳”目标的提出体现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绿色发展观。自我国开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探索以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路径逐渐多样化,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日益繁荣,但随之暴露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进行引导和保障,但目前我国尚未制定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专门立法。因此,在“双碳”目标大背景下,应当客观地审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正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法制缺位的现实困境,找准生态价值实现法律构造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定位,确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立法原则,提出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若干重点问题的立法思考,尽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的法律构造。

公共数据开放许可法律构造的中国模式

开放许可已成为许多国家规范和保障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一项法律机制。在开放许可机制下,行政机关授予公众公共数据使用权,就此与公众达成开放许可协议。我国各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并未明确采纳开放许可机制,体现开放许可协议的条款规定于用户服务协议之中。用户服务协议作为一种行政协议,应接受行政法治的检视。公共数据开放用户服务协议的规范构建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告知方式,切实保证用户知晓协议条款;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实体内容的规范,消弭公共数据的取用限制。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构造和制度重构

为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央对宅基地改革采取“三权分置”部署。然而,不同学者对宅基地“三权”的法律构造存在分歧,确立宅基地使用权应确立“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的权利构造,其中新设资格权定性为成员权,“三权分置”改革后的第三权属于用益物权范畴,同时赋予其处分权能完善宅基地权能。“三权分置”改革,应以所有权为基础,依靠特有的身份属性保障成员权,通过宅基地资格权这一特殊身份属性实现宅基地在一定范围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的排他使用。宅基地改革需从法律层面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架构,具体应围绕“三权”法律构造和制度重构两条路径进一步探索,采取法律和政策途径盘活农村宅基地,促进乡村经济长足发展。

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法律构造

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土地规划的工具,其运用的过程是耕地保护和经济建设发展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建设用地指标从对耕地的保护、供地的调控,愈来愈演化为治理的工具。建设用地指标具有可交易性,不能因其属于公法上的管理工具而否定其交易性。形塑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法律框架应从交易的主体、交易的场所、交易的效力、程序、收益分配、监管机制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重点问题着手,以推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管理制度。

行政过程的阶段性法律构造分析——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出发

现实的行政过程是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对象,但传统行政法学注重于研究单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忽略了对现实行政过程的考察。对此,现代行政法学应当从行政过程论的观点出发,对现实行政过程进行全面、动态的考察,分析其阶段性的法律构造。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将现实行政过程划分为宏观行政过程与微观行政过程两种类型,将由复数行为构成的过程作为宏观行政过程,而将由单一行为的不同步骤所构成的过程作为微观行政过程,在此基础上,将宏观行政过程划分为"标准阶段→行为阶段→执行阶段→救济阶段",将微观行政过程划分为"法律事实认定阶段→法律规范适用阶段→决定作出阶段→决定送达阶段"四个阶段,并分别考察宏观行政过程与微观行政过程中各阶段的法律性质以及各阶段之间的关联性,探讨对行政过程进行法律规制的原则与方式,构建行政过程规制的法律体系。

论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担保机制的法律构造——以最高额质押为视点的框架分析

融资融券交易对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全面发展有重大意义。担保机制是融资融券交易制度构建的基石。信托关系、让与担保和账户质押等并不足以型构我国融资融券担保交易机制。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应建立以最高额质押为基础的融资融券交易担保法律制度,促进我国融资融券交易健康稳定发展。

开放许可:制度优势与法律构造

版权法中的开放许可是权利人自愿放弃部分权利,允许公众在一定范围内,遵循相关规则自由使用作品的许可模式。不同于产权化路径下的传统"先授权后使用"的版权许可模式,开放许可以"部分所有权保留"的模式允许公众在一定范围内自由使用作品。毋庸置疑,开放许可能够促进作品的有效利用与传播,其共享理念和运作模式与互联网产业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然而,长久以来,开放许可并未被真正纳入到版权法的调整范围。开放许可的制度激励不足和相关规范的缺失,使得其优势难以真正发挥。鉴于此,版权立法有必要关涉开放许可,利用公共政策引导和推动开放许可的实施,并完善开放许可协议的效力规则与救济机制。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开放许可运动的初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实困境和法律构造研究

在经历了经济社会的体制机制变迁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呈现出多元化的法律形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含集体所有、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和民主管理的法律性质。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约性因素正成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现实阻碍,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登记、成员资格认证、经营管理以及集体产权处置的问题尚待完善。因此,从法律制度顶层设计上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是现实需求,有必要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专门规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相关的法律性质、法律原则、法人类型、资格认定、经营管理以及产权处置等法律问题。

论渔业权的法律构造、物权效力和转让

我国渔业法未沿袭渔政主管机关———渔会———渔民三层结构的渔业权主体模式,舍去了共同渔业权或专用渔业权———入渔权的法律构造,而是采取了由渔政主管部门直接将渔业权授予渔业经营者的制度,由此导致了渔业权的取得方式、渔业行政管理、渔业权的排他性以及优先性等方面的变化。我国现行渔业法完全禁止捕捞权的转让,过于僵硬,可以承认若干例外,以满足实际需要。

加速出资的法律构造--以公司恶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为视角

新的司法政策将公司在债务产生后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认定为恶意,允许债权人此时在公司正常情形下请求加速股东出资义务。其对公司恶意的认定不够全面,对适用加速出资制度应具备的其他构成要件亦未明确,恐会引起未来司法实践的困惑与混乱。加速出资制度的法律构造应包括公司恶意的认定标准、债权人的适格条件、适用的股东范围以及应遵循的程序要件。认定公司恶意应综合考量决议时间、延长期限、所涉金额等因素。无担保的债权人到期未获清偿时,有权请求延期出资的股东在尚未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在股东(大)会决议中表示同意的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应通过诉讼程序提出请求。公司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应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和公告义务,并办理登记和公示手续。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法律构造中的主体适格问题研究

土地信托财产是土地经营权。在乡村振兴视阈下,信托当事人主体适格问题是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法律构造争议的焦点问题。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的委托人应包括:农村承包经营户“、四荒地”等农村土地的其他承包经营主体以及从前述两类承包方手中流转到土地经营权的合法主体。在农户信托委托人身份淡化时,可通过委托代理合同的桥梁功能保障农户利益。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受托人不应只局限于商业信托公司,还应包括其他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的法人和自然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信托受托人的代理人,也是流转土地实际的经营者,应构建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受托人的代理人选任机制。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受益人资格由信托目的确定,信托目的与委托人身份有关,农户不是唯一受益人。在信托模式内部,可考虑设立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监察人、受益人大会等制度保障农户利益;在信托模式外部,可考虑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农业保险制度分担受益人可能遭受的损失。

民法公示原则新论——以排他性财产权的法律构造为中心

在讨论民法中的公示原则的意义时,学界大都强调其在物权变动和维护交易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而对公示原则在排他性财产权法律构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认识上似乎不足。事实上,物权、少数具有排他性的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的构造均体现和贯彻了公示原则。将公示原则定位为排他性财产权构造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利于我们在认识和掌握排他性财产权构造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完善现有财产权制度。

论海洋渔业捕捞权的法律构造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已为国际共识。随着现代捕捞技术的大幅改进、海洋生态环境的逐渐退化，我国海洋渔业资源陷入H益枯竭的境地。渔业权等法律制度是确保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渔业权是指依法在特定水域上设定的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这种活动主要指利用水域从事养殖或捕捞水生动植物资源的行为．因此海洋渔业权包括养殖权和捕捞权。

论我国物权登记机构的法律构造——以不动产物权登记为中心

根因于我国历史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财产尤其是不动产的分类管理,我国现行关于物权登记的法律法规极不统一,并由此导致了物权登记机关的极不统一。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延伸与加快以及作为WTO的成员国,值物权法草案讨论和修订之际,把对财产的行政管理和物权登记职能严格分开,建立独立、统一、采实质审查主义和对登记机构工作人员实行职业责任保险为支撑的过错赔偿责任为基础的物权登记机构,对物权保护、维护交易安全并进而促进交易迅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析我国遗嘱信托制度法律构造

遗嘱信托作为一种现代财产管理制度,具有独特的功能,正逐渐引起我国的重视。在英美法系,遗嘱信托制度早于合同制度受到衡平法院的承认,它注重的是委托人意愿的反映,注重遗嘱信托财产的转移和确定的受益人,其核心始终围绕在为受益人的利益去管理遗嘱信托财产处理遗嘱信托事务。大陆法系在从英美法系引进遗嘱信托制度时,注重的是怎样从传统民法中解释遗嘱信托这一特殊制度,但始终因为遗嘱信托的异质性而无法实现理想的融合。明晰遗嘱信托制度的法律构造对于遗嘱信托关系的形成与遗嘱信托行为的成立显得尤为重要。

论用益物权本质及其法律构造

一、引言物权法具有本土性,这种特征在用益物权上尤为明显。普通法和大陆法在用益物权制度上差别很大,二者也使用不同的概念体系。我国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是特有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没有使用地上权(superficies)和永佃权(emphyteusis)这些术语。~①我国用益物权体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定要求,是特定社会背景的产物。~②用益物权的本土性可能会诱导我们怠于思考用益物权到底是什么,仅仅用'历史传统'、'国情地域'或者'文化习惯'等词汇遮掩过去。~③在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