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之反思——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

如何制度化地化解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实质就是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选择或设计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尤其是我国转型社会更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从国家的角度即外在视角,为中国社会选择了一种大陆法系的习惯的立法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力图通过立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与普通法系相比显得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以致不得不以频繁修改法律、补充立法解释以及法律试行的机制予以弥补,但仍不能有效地解决好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为此,引入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从社会的角度对清末修律以来乃至当前法律移植,进行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上的反思,具有结构性补充的意义。不论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即昨天中国社会,还是从今天中国社会即转型社会,甚至明天中国社会即常态中国社会的角度,中国社会应该选择一种相对具有弹性的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这不仅被西方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佐证,而且为中国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验证。

社区体育运动噪声污染的法律治理探析

社区体育运动噪声污染已成为影响社区居民生活的突出问题,这也在逐步蚕食社区体育运动的正面价值。然而,对于社区体育运动噪声污染的学理研究甚少,举措良莠不齐。以此背景出发,归纳该问题的表现,从法规滞后、执法困境、救济困难、守法和权利边界意识淡薄、社区治理能力和资源供给不足等方面剖析其法律治理的困境。基于此,构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自治相结合的五维法律治理模式,即法律规范配置的完善、执法职责与手段的充盈、司法救济路径的畅通、环境教育的渗透、社区治理权责和治理资源的优化,力图摆脱以往单一规制或者放任的治理进路,搭建起一个综合性的法律治理平台。

人的独立意识：分析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视角

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人的独立意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由于人的独立意识的不断成长,人对社会控制的服从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被迫的过程,与此相适应,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一般规律应当是由宗教治理、道德治理到法律治理。但是东西方社会在发展中,其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都发生了一定的偏离。西方社会宗教治理模式发展得非常完善,并从中培育出现代法治观念;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则表现出早衰的宗教治理、强化的道德治理和弱化的法律治理等特征,这对我国后世的社会治理有很大影响。我国目前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由法制向法治的变迁,注重个人独立意识成长的趋势,加强对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的培养和保护将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实现。

知识经济时代的习惯法问题

本文研究了三个问题：习惯法比成文法重要吗?习惯法的发展前途会怎样?习惯法的法律治理模式抵制“中国法制的自由化进程”吗?在知识经济时代，本文试图为“实证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寻求一种生机勃勃的、自生自发的、经验主义的存在方式。

刑鼎、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布——以两周铭文为基础的研究

通过对两周金文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可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礼器铭文具有鲜明的宗族性特征,法令铭文亦具此属性。鼎的功能和铜器铭文的性质在战国时期出现变动,这是由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引发的。《左传》所载孔子反对铸刑鼎的言论,正发生在剧变的前夜。探讨春秋时期铸刑鼎事件,应在此种背景下理解论争言辞的真实含义。战国以后,青铜铭文的性质更加走向平民化、生活化。不体现宗族性的法令铭文在战国后成为常态,以致中古以降的学者为《左传》作注时,径以自身时代之特征加以分析,从而误解了古代文献的含义。春秋晚期铸造刑鼎争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显示出宗族治理社会的模式行将崩溃,立法者的身份亟需重新界定,法令适用群体亟需超越宗族范围,此时宗族礼器及其铭文无法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这是法律治理模式的转变问题,而不是成文法律首次制定或公布的问题。宗族法令时代将结束,集权律令时代将到来,这才是铸刑鼎争议产生的原因,而铸刑鼎事件本身与法律公开问题并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