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埃林法律现实主义视角下疑难案件的司法进路

法律形式主义思维与方法在我国占据着核心地位,社会的疾速发展使现行法律无法贴合社会实践,疑难案件裁判面临困境。严格的形式主义裁判方式不利于社会实质正义的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与法律权威的需求督促着对疑难案件司法进路的探索。卢埃林现实主义有独特的疑难案件司法思维,强调法律的工具性,注重后果取向,对疑难案件裁判模式探索有很高价值,期望为我国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寻求一条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平衡之路。

法官裁判思维中的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两种裁判思维模式的纠结甚至相互冲突是困扰法官的难题。法律形式主义裁判思维要求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和司法三段论推理;法律现实主义裁判思维则考量法律规则外因素和经验性裁判。通过对疑难案例的研究和剖析,文章批判性地分析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裁判思维,论证裁判思维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当路径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并展望了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新智识在未来将更多地融入法官裁判思维的过程。

什么是法律现实主义——庞德、卢埃林、弗兰克之争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是上世纪初叶最引人瞩目的法律改革运动,其领军人物卢埃林和当时的法学鸿儒庞德之间的争论拉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作为庞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弗兰克也加入了论战。论战的实际是关于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进行法学研究的学者交流。通过论战,现实主义运动真正走到法学研究的前台,更清楚地展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真实面目,驱除法学界的曲解和误解。论战也展示了学者之间如何通过真诚的交流推动学术发展。

反传统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

传统观念认为法律天生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法学界兴起的法律现实主义,否定了认为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传统观念,对美国正统的法律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对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的主张,可以称之为对传统法学的一次致命性的打击。我们试图在学术脉络中凸显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反确定性传统的法律观,力图揭示其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以及限于自身视角而难以逃脱的学术限度。这场"反叛性"的运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现实主义的消失正是它的胜利,因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实际目标与任务,就是要突破人们对法律的旧有理解框架,打破已有的思维惯式。

新老法律现实主义司法直觉的嬗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律现实主义借助当时的心理学理论对法律形式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指出司法主要是直觉而非推理,促使人们认识到了法律形式主义的不足。但由于当时心理学理论学派林立,派别之间还存在不少矛盾,致使法律现实主义出现了根基性的缺陷。后来,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与发展,超越了以往心理学理论派别的论争与冲突,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助力。

“新法律现实主义”对探寻房地产预售法律制度的启示

"新法律现实主义"以现实主义的中立态度,目标为解决问题的法学研究方法和立场,以事实及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对探寻房地产预售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带来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的新趋向,发现我国房地产预售制度的本土特征(垄断);它帮助发现房地产预售纠纷中"放弃"是主要的救济途径,需要我们探寻房地产预售法设计的形而上缺陷;它使我们正视房地产非法预售中的法律边缘化倾向,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疏导"治理机制。

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怀疑主义进路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将如何切实可行地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视为自己生命的主题。因为深受霍姆斯与汉德两位大法官的影响,他选择怀疑主义进路进行回应。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视角主义的历史观、民主政治的政治理想、多种心理学渊源作为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重要的理论支撑,为他坚定怀疑主义进路提供了明确指引和充足动力,也是他从怀疑主义进路确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主要理据。

重新审视法律现实主义——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法律现实主义在美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极其显著,然而,以往对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解颇为狭隘。在主流的法律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激进的法律现实主义长期为人们所遗忘。通过对这种激进法律现实主义的考察和对法律现实主义兴衰的探索,可以揭示法律理论在社会中形成的机制,从而提示我们对于法律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应该如何保持反思。

法律现实主义的演变及对中国法治的思考——倡导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

创建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何构建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吉尔莫的经典叙述告诉我们对于纠纷的解决依赖于一系列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通过从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到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以及对二者思想的分析对比,可以总结归纳出一些现代法治国家可以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也许这些方法有助于确定和保证达到法治和社会和谐的较佳程度。

法律现实主义与检察管理模式嬗变的契合促动

我国司法改革正处于转型期,与此同时检察改革将面临新的挑战。借鉴法律现实主义之目的是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检察制度改革提供些许方法论及思路,尤其是法律现实主义对于规范司法行为方面,可以拓宽检察管理模式的视野。在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检察管理模式中的客观性,达到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性,将有助于构建合理衔接检察制度改革的检察管理模式。

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观述论

弗兰克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以其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独特的研究方法批判了“基本的法律神话”,提出了以不确定性为核心、以规则怀疑论和事实怀疑论为实体、法官个性决定判决为结论的法律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他的理论观点因失之偏激而备受挑战,但其关注司法现实的研究视角、心理分析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实践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律现实主义对智能社会疑难案件的司法回应

智能社会的到来产生了许多革命性后果。面对智能化发展的新境况,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相适应已是必然,现有的法律体系未能全然将智能社会新情况囊括其中,法律现实主义的三段论式的机械性逻辑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就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对社会变动适应性更强的法律现实主义裁判范式就更适于智能社会的新型案件的裁判。法律现实主义在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中阐明自己的主张,对案件的裁判过程有着不同的认识,强调情境主义的司法技术,裁判时以社会目的为指导,并发挥法官能动性对法律进行灵活解释。同时,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为大范围的信息采集创造了可能,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从社会学法学到法律现实主义:20世纪早期美国的法学与社会变化

本文描述了在20世纪前30年中美国的一种法学理论取代另一种法学理论的历程。在这一时期,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接续社会学法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成了美国主流的法律思想。尽管其中的前一种理论产生自后一种理论,但这两种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大相径庭的。一些法学教授认为,这两种理论是在相互辩驳中得到阐明的。

法律现实主义思想再检视

我国司法整体是法律形式主义的,但同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有效解决纠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司法倡议又蕴含着法律现实主义思想,一系列曾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公共案件的最终裁判也折射着现实主义的影像。法律现实主义在我国学界一直刻着"重批判轻构建、极端、浅薄"的烙印。事实上,"破"总是以"立"为目标的,"极端、浅薄"的背后蕴藏着某种"深刻与理性",现实主义至少开启了法律规则之外法律认识论的另一道闸门,完成了一种思想的重要转折。法律现实主义思想是我国司法领域待开垦的一座富矿,对其进行再认识,厘清其价值与风险,有利于正本清源,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中国问题。

从心理学法学到法律现实主义

心理学法学是以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律特征的总称,它对法学的推进是功不可没的,法律现实主义得以诞生大多是由于法学中使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但心理学法学并没有因为自身对法学推进的功绩而获得相应的名声,甚至在法学发展的潮流中有着湮没的迹象。经过对这一议题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这并非法学不再需要进行心理现象的解释了,而是这一研究取向已既成范式且融入到其他法学流派之中了。

卢埃林法律现实主义的两个命题及其批判

卢埃林的法律现实主义理论可归纳为实质性命题和形式性命题。实质性命题主张法律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套事实,形式性命题主张法律科学不是理性科学而是经验科学。但这两个命题并没有充分理解规则之治中蕴含的价值理性问题。实质性命题夸大了“自由法论题”,忽略了规则背后的实质性理由,也必然与“休谟法则”相悖。形式性命题没有明确论证“纯粹”的经验事实何以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解释与证立,并由此可能会对一般性规范造成伤害。尽管卢埃林后来所诉诸的“宏大风格”司法裁判理论能够得出与社会习俗相符的判决结果,但由于没有经过实质性价值理念的定性审查,其背后仍存在将价值归咎于社会事实的风险,在应用于司法裁判实践中会遭遇可行性与可欲性难题。规则之治的运作不只是形式内容单独发挥作用,而同时涉及了价值理性的参与,它们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关系,为司法裁判提供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动力机制。

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与当代中国法学反思

21世纪初,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法学流派,即新法律现实主义流派,它关注了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法律和社会的融合难题进行了研究,它研究的思路、立场、视野、方式等都综合的显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但是由于其经历的时间太短,很多理论比较匮乏,使得该研究方法前景不明。本文主要分析了这种新的研究模式的勃兴、特征和意义,以及它的出现引起的我国法学方面的反思,以为相关人士提供一点借鉴。

新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与当代中国法学反思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律作为我们行事的基本准则,在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法学与法治理念之间的关系,是日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它不仅仅关系到中国法学问题的学术价值和品位,也关系到我国法律制度的建构、实践以及法学教育的方向。因此,加强对法律现实主义与中国法学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对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辨析、法律现实主义的成长环境及社会背景、当代世界法律现实主义传统及发展以及反思中国法学与法治进行研究。

法律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决策研究

法律形式主义在司法决策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但随着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法律现实主义在司法决策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文章以司法决策为切入点,用法律现实主义来批判法律形式主义,并对法律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进行了研究。

法律现实主义及其对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启示

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理论、法律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本世纪初,又兴起了与传统的、老一代的法律现实主义不同的、但又与前者一脉相承的法学思潮,这便是新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是与抨击法律形式主义相伴随的,“法的不确定性”由此成为法律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怀疑-批判、经验-实证、“行动中的法”或“活法”的研究方法是法律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法律现实主义——尤其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意义非同小可,尤其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