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生长与民族复兴

萨维尼与蒂堡关于是否编纂德国民法典的争论其实是一场法律生长与民族复兴关系的辩驳。萨维尼从法的民族精神出发,反对十九世纪初叶的德国编纂统一民法典,因为在他看来,源自抽象理性的民法典不仅难以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而且可能破坏已有的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德国普通法。萨维尼和蒂堡不同的法律观所生发的"自生自发论"和"理性建构论"两种法律生长模式对于分析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梦中的法律生长样态具有意义。法律在近代中国的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洋务运动夹缝中零碎生长的法律难以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梦提供基本的制度支持;戊戌变法"改革官制"为核心的法律维新与孙中山领导的颠覆清朝政权的宪制革命,由于没有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出发而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从农民和土地出发,以变革农村土地制度为切入点的社会制度巨变使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梦想成真,并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政法传统为标本的法律生长道路。当代中国的法律生长道路应该在传统与现代、经验与理性、守成与变革中稳妥推进,为新时代的"中国梦"奠基铺路。

司法架构流动性的比较表达——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司法制度为例

法律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其稳定性空场：法的周延性保存及其关涉的司法制度的良性运作、以权力分立为民主化基础的代议制政体的权威来源、法律功能与社会事实间的张力关系及法律性质的是非评断标准等的发展里路选择均由此自然延伸。为厘清英美法系法律生长过程中的司法状态及其配套框架，本文以《法律的生长》一书为基础作文本分析，结合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司法制度，浅议法律流动性的西方话语，以期对我国立法、司法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