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政府: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本文主要从法律与政府的关系的角度，深深植根于经济基础，反思了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的法制现代化的历程。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１）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１９４９年－１９７８年），这个时期，法律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没有能形成对政府的有效的制约；（２）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制国家（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６年），这个时期，法律得以重建，但并没有超出工具主义的范畴，并且，只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才逐步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提出建立法制国家，政府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３）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１９９６年以后），这个时期，确立的是法的统治，政府是法治下的政府，并且。

“依法治市”含义之我见

为理解”依法治市”的微义,笔者将这一命题拆开,逐字解析。首先,“依法治市”的“依”字。笔者以为,“依”字的很重要的两个含义是“按照”和“服从”。就是说,治市只能按照、服从法律,不能按照、眼从政策和某个领导人的意见。法治不因政策与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政策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依法治市”的“法”。

如何阐释法治的内在价值——基于一种广义法治观念的视角

法治具有内在价值,但是狭义的法治观念并不足以解释这一问题。法治的内在价值并不取决于实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或者规范性关系,也不取决于其与某种道德价值存在的必然关联,而是在于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有效的指引,从而保障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这种基于整体性视角的广义法治观念能够更为充分地回答何为法治的价值,因而优于狭义的法治观念。更进一步来看,狭义的法治观念无法摆脱“人的统治”的阴影;相比之下,广义的法治观念则更能够契合“法律的统治”这一理想。因此,只有从广义的视角来理解法治,才能够解释法治的价值所在。

论法的本质和现象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和现象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本质和现象是不同等级的范畴,分别从事物的根据和表现两个方面把握来事物。现象是通过经验的、感性的认识可以了解到的客观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而本质是构成某一事物的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因此,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要“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

法治·分权制衡·法律现代性的困境──从菲特烈大帝过问阿诺德案说起

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便同时也将一个法官和惩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基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化的时代强音,成为反映全国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针,也成为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内容,它的进化与发展是为社会上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同样法治国家的建立也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我认为对我国法治化进程影响最大的是法治观念与法制意识的现代化、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问题。它们也是中国法治化构建的重点和难点,因此,也可以说,它们是中国法治化的最现实的基础。本文拟就这几方面做一探讨,以提示目前法治化路径选择上的困难和问题。

论法治模式的理念型

我国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从革命时代走向法治时代。如果说社会大革命时代以破坏一个旧世界为主题,那么,法治时代的主题则在于建设一个合乎理想的新世界。基于此种背景。

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本文通过梳理法治的渊源、规诫和价值，把法治依次解释为一项历史成就、一种法制品德、一种道德价值和一种社会实践。作者首先分析了经典法治概念的形成过程和构成要素，认为既不宜把法治理解为世俗化运动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看做近代革命的产物。接着，作者展示了富勒、莱兹和菲尼斯把法治作为制度品德的逻辑理由和论证过程，并论述了作为法治的普在要素的十大规诫。进而，作者对法治的工具价值和道德价值做了谨慎的区分，在揭露工具主义谬误的同时又肯定了法治的工具品性，并通过评述哈耶克、德沃金和罗尔斯等人的学说，揭示出法治对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意义。最后，作者指出法治的内在矛盾，强调把法治理解为社会实践概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