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法律真实论”与“客观真实论”关系新探

近年,法学理论界对刑事证明标准展开探讨,形成两大观点:法律真实论和客观真实论。两种观点对刑事证明标准见仁见智。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原则性分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事实的乌托邦——法律真实的本源及运行机制的现实考察

法追求真实,这是实现正义的必然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认知客观世界的局限性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法律追求的真实不可能完全实现了客观真实。正义要在法律运行中得到体现,法律真实在不同的法律运行环节中定位和反映并非一致。立法依据和反映客观真实,司法追求立法确立的法律真实,民众对立法与司法也有自己朴素的认知情感,法律真实在不同环节的运行中统一和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裁判才是正义的,获得普遍的承认和执行。

会计信息真实性:基于“法律真实说”的理性思考

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本质是一种法律真实,它以客观真实为基础,但又有别于客观真实;它侧重于程序真实,是遵循程序理性的结果。因此,会计标准是衡量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直接依据,而客观真实一般不能直接作为判断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标准。法律真实是客观真实和价值判断的统一体,且具有不同的等级和层次。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论争之检讨——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由论争到折中的转变,证明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可以融合生长,实现优势互补。我国证明标准缺陷问题主要是体系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可以在坚持客观真实理论基础上吸收法律真实之逻辑性、层级性和规律性等优势,完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进而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体系。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

法律真实渗透着参与主体的主观因素,具有历史性。在中国古代,司法官员会因鬼神观念而影响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同时为了主流价值观的发扬,他们又会利用民众的鬼神观念,让民众接受他们构造出的"事实",从而接受法官的判决。古代中国这种"法律真实"是社会规则作用下的结果,既有符合司法权运作普遍规律的成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价值考量——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者之间是存在辩证统一关系的,要在平衡各种价值需要的基础上,协调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的矛盾。法律真实追求法律权威和客观真理的平衡,是客观真实基础上法律评价的结果。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法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 ,把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任一方面作为案件审理的惟一依据都是失之偏颇的。因为 ,客观真实是源、是本质、是决定因素 ,法律真实是流、是现象、是被决定因素 ;客观真实是法官追寻的终极目标 ,而法律真实是法官追寻终极目标的桥梁。就此而言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只重视法律真实的证据化倾向 。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理论上的对立只是一种误解中的对立,它们的攻击对象并不是对方本身,实际上,它们是在以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相同的理念。但是,在我们选择证明标准时,却只能选择法律真实观,因为,法律真实观具有理论上的兼容性、对客观真实的依赖性、标准上的可行性及价值理念上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且,这一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民众之于法律真实的朴素情感

法律规范着民众的行为方式，同时民众又在实际体现于和改造法律，法律真实无法摆脱民众的制约而独就存在。对于法律真实，民众有着复杂的情感，存在着理论上的怀疑和实践中的恐惧。

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实体真实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一个争议颇为激烈的理论问题。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 ,对形成各种证明标准的历史条件和标准环境进行了比较对照 ,并从诉讼实践的价值取向等角度 ,对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和实体真实的标准加以分析 ,提出了正当程序的要求之下追求实体真实的必然性 。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及其成因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在其代表作《罗生门》中对一个本应很简单的杀人案件，因为叙述者立场和视角的转换，观众竟然看到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强盗、女子、丈夫、樵夫）。在影片中，黑泽导演通过真实的描述来探讨人性，在真实是什么的追问中凸现了人性的弱点——人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会本能地回避，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接受并下意识地建构仅符合其个人需要的事实认定。从法律的视角，对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做些探讨。

会计真实的法学视角——兼论会计真实与法律真实、客观真实的关系

会计真实的基本含义是指会计行为主体严格遵循会计规则 ,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 ,如实反映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 ,从法学逻辑出发 ,认为会计真实的理想目标是客观真实 ,现实标准是法律真实 ,并论证了这一观点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上的科学性与合理的可接受性。

中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困惑——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我国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种种弊端 ,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观才真正符合诉讼法的规律 ,并体现中国诉论模式改革的基本方向。因而 ,法律真实理当取代客观真实成为中国刑事证明的标准。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要求为“法律真实”,从而实现了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演进。但是,“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绝不是对“客观真实”全然否定,“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是实现“客观真实”,从而实现法律的程序正义乃至实体正义的手段。而要通过以“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去实现“客观真实”,则要求证据采信制度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现代自由心证原则。

新闻真实的法律“底线”——试论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矛盾与统一

真实是新闻的基本要求。但是新闻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却与法律真实进行着不断的碰撞。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都来源于客观真实,两者既有着矛盾的一面,又有着统一的一面。作为目前审理新闻侵权案件重要法律依据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却有不完善之处——对新闻真实的"基本真实"没有界定。所以,在现阶段最有效的防止新闻侵权的方法就是,将新闻的"基本真实"向"法律真实"靠近,新闻报道应以法律真实为"底线",不应超越法律真实。

对"客观真实说"的理性思考——兼论法律真实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建构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作为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从理论层面看,客观真实不仅与待证事实之间在性质、范围和哲学范畴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且在适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也存在诸如认识论主体条件适用的虚假性、使用实践检验标准的缺失、作为证明标准的违理性等缺陷,因此,要彻底抛弃客观真实说而代之以法律真实说,以科学地指导我国的司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