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稳定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从法律的视角,探讨了金融稳定法律的涵义,对金融稳定进行法律剖析,阐述了金融稳定法律的立法理念和基本原则,并通过对我国金融稳定法律的现实分析,结合国外金融稳定相关立法实践,提出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法律的两种模式。

法律要有稳定性

彭真同志在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法律要有稳定性,朝令夕改不行。”学习这一重要精神,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法律的稳定性,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法律的稳定性的基本含义,就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令等规范性的文件,应保持其严肃性,不得任意变动和修改。法律的稳定,是指立法而言,立法是执法和守法的前提和基础。

寻求法的稳定性与社会变动性的统一

人类选择了法律，这是因为，唯有法律才能满足社会既稳定又进化的要求，在安全与灵活的价值之间求得平衡。宗教和道德规则不仅生长、传播的速度缓慢，更倾向于满足规则的稳定而牺牲社会的多样性和变革性。唯有法律才能追随社会的需要不断演进，这是法律生命力的源泉。成文...

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评《金融稳定视阈下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

《金融稳定视阈下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一书从金融稳定的视角出发,明确指出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就是维护金融稳定。在此基础上结合丰富的素材与前瞻性的思维,系统归纳了发达国家(地区)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发展成果及未来趋势,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从整体分析、最后贷款人制度、与其他监管机构的法律关系以及“穿透式”监管等角度,为我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构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浅谈市场经济与相应法律体系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宣告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的开始。在这场宏大的社会变革和革命中,法律应当起什么作用呢?本文特提出几个有关问题以供探讨: 一、市场经济和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 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既然是目标模式,就意味着它还不是现实中的存在形式。现实存在的是什么样的体制呢?是与过去的计划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有不少弊端的经济体制。我们现在要做的正是从现实的体制向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就法律而言。

论入世后政府管理经济面临的若干法律难题

本文着重分析了入世后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遇到的若干重大法律难题。文章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案进行了分析,对在新形势下政府如何管理经济提出了若干看法和思路。

试论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它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最大意志和利益。它是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成果的记录和总结,把人民争得的各项权利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又把经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党的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浅议刑法中的法律拟制问题

刑法中的法律拟制是立法者为维护法律稳定、追求罪刑均衡的生动体现,通俗地说就是将原本不属于某种刑法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刑法规定处理,是立法者在进行立法规制时的特殊规定,故而不能推而广之适用于其他刑法条文,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通过对我国现行刑法典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都存在诸多法律拟制规定,典型的如: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将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拟制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等;刑法分则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将非法拘禁罪拟制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等。

从自贸区经济法规变迁看经济刑法的稳定性

上海自贸区成立,推动金融法规变迁,为自贸区经济繁荣敞开法律障碍。金融法规频繁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刑法罪与非罪的问题,也使刑法适用出现错节,影响经济刑罚稳定性。从经济犯罪法律规制的特点出发,结合罪状和法定刑,以本国经济立法习惯为原则,对构建经济刑法时注意问题予以说明,从而避免经济刑法频繁修改。

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看法律的调整范围

从古至今,道德、宗教和法律都是调控社会的有效方式,特别是道德和法律,两者一直相伴而存。“道”与“法”虽有共性的部分,但在涵义和调节领域方面还是各有不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法律与道德、宗教的关系,法律的稳定性与确定性,立法者的“有限理性”,以及市场机制对社会、国家关系的影响等四个方面为支点,揭示出法律调整范围将最大限度缩小这一发展趋势,这对我国立法工作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从法律上制止公有财产流失

从法律上制止公有财产流失焦建国，王大庆《真理的追求》今年第７期刊登的《国有资产流失概况》一文所反映的公有财产（主要是国有资产）流失状况，确实是触目惊心的。每天１．３亿元之巨的公有财产化为私有、外流或糟踏浪费，不能不说是这十几年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漏洞...

民法典之“变”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争议问题,依据讨论对象的不同,得区分为事实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立法技术问题。这四类问题也是观察民法典之"变"的四个角度:从事实判断问题着眼,民法典之"变"与回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共识之变有关。从价值判断问题着眼,总则编确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物权编新增的居住权制度、合同编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与保证期间的态度、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侵权责任编有关不同责任方式对应的归责原则的规定等,有"变",亦有"不变"。解释选择问题之"变"尽管会影响民法典法律条文的表述,但不会影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的结论。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的位置安放、法人的类型区分等关系着民法典立法技术之变。

从人的可持续发展视角看社会稳定法律建设

人的因素是社会稳定状态的基础,也是法律效力作用的基本对象。抓住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主线,社会稳定法律建设便有了清晰而明确的思路。社会稳定法律建设的推进,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给个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和公共环境,以权利的平等授予和保障以及国家职责的配置,为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培育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和价值的完整实现,最终为社会的和谐、稳定确立起强大的支撑。

关于实用新型专利审查制度的研究和修改建议

中国专利法已经实施13年了,在三种给予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之中,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都是最多的。20多万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被授予专利权,大量发明创造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在激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鼓励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

自由裁量及规范化的角色定位

法治并不反对自由裁量,但法治必须建立在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基础上。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严格司法集中表现为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行使,以回应社会对个案实质公正的诉求。裁判理性是法官基于长期司法实践所形成的法律理性和审判智慧,它要求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充分尊重法律的权威性。不同类型自由裁量的实践要努力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社会纠纷解决的体制和机制当中,司法治理是通过法院的个案公正来发挥其各项溢出性治理效应的社会治理方式。

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研究——以宁夏、上海和浙江三地立法为分析样本

一部生命力持久的法律要在现实针对性与法律稳定性之间取得一种适度的平衡。这也就决定了法律条文的设置必须在具有可操作性与保持相当的原则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我国长久以来奉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指导下，《食品安全法》的法条设置就体现了立法者在追求法的现实针对性与稳定性之间的适度平衡过程中诸多思量。

可行性论证是加速专利实施的催化剂

专利申请,贵在实施。1992年,中国专利局有关部门对4省1市9527项专利项目(含待批专利)的调查结果是,已实施投产的有2138项,实砸率22.4％;在未实施的4511项专利项目中,由于缺乏资金找不到厂家的占81.3％。在谈到如何提高我国专利的实施率时,不少人士认为,应该主要采取如下措施:①增加专利实施的资金投入;②建立专利项目的中试基地;③将专利项目的实施列入国家计划,给予财政支持;④加强信息沟通和专利法的宣传普及。笔者认为,第四条措施是必要的,切实可行的。

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

管仲与梭伦分别为中国古代先秦时期齐国和古希腊雅典城邦最有影响的改革家和立法家。法治观方面，管仲与梭伦同属“以法治国”论者，主张立法必须符合国情民意，同时还强调法律的稳定性。为使各项立法得到落实，达到目的，管仲和梭伦都比较重视宣传、法律教育。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但两个人的法治观又在立法权归属、执法监督、处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管仲与梭伦在立法观上的巨大差异是其各自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背景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二人的立法观不可能取得一致。管仲与梭伦两种不同的法治观分别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治发展方向：齐国是为争霸，雅典则是为了平息平贵斗争。管仲、梭伦的法治观对后世影响甚大，直至今日仍可见到影响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