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文法律裁判文书的抽取式摘要算法

裁判文书自动摘要的目的在于让计算机能够自动选择、抽取和压缩法律文本中的重要信息,从而减轻法律从业者的工作量。目前,大多数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的摘要算法对输入文本的长度存在限制,因此无法对长文本进行有效摘要。为此,该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抽取式摘要算法,利用预训练语言模型生成句子向量,并基于Transformer编码器结构融合包括句子向量、句子位置和句子长度在内的信息,完成句子摘要。实验结果显示,该算法能够有效处理长文本摘要任务。此外,在2020年中国法律智能技术评测(CAIL)摘要数据集上进行测试的结果表明,与基线模型相比,该模型在ROUGE-1、ROUGE-2和ROUGE-L指标上均有显著提升。

法律裁判中价值判断的合法化方法

在法律裁判中法官不应只是“法律语言的传声筒，只是消极被动之人，对法律的强制力与约束力皆无缓和能力的一台自动的法律贩卖机”。在法律适用于具体个案的过程中，出现矛盾或缺失时，法官不能因为没有可依据的法律而拒绝裁判案件，而是必须把握正义，领会法律精神，正确地裁判案件。同时法官做出的价值判断绝不是主观臆断，而是要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发挥价值判断的作用，又要克服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便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良好的法律感觉，准确的把握法律条文的涵义，运用正确的推理方法从而做出相对合理的决定。

法律裁判文书中的同义词(语)研究

法律裁判文书在表达上具有准确、客观、严肃的特点,因此,它对词语的选用有着严格的要求,尤其是选择同义词(语)时,必须仔细辨析、慎重使用。结合具体案例,对法律裁判文书中的同义词(语)从意义、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它们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并以法律裁判文书的特殊视角加以总结,归纳出法律裁判文书使用同义词(语)时应遵循准确性、客观性、规范性等若干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裁判文书中同义词(语)的使用提出几点建议。

法律裁判文书的语言生态伦理分析

法律和语言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语言生态伦理视角分析法律裁决文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广泛而深入的分析,笔者发现,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诸多语言问题相对突出,很多法律裁决文书撰写者的语言生态伦理意识相对还比较薄弱,相当数量的法律裁决文书的语体要素适宜性普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不利于向社会公众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不利于推动社会公众真诚信仰并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改善法律语言生态环境,需从改善语言开始。

法律裁判中的比较推理

一、外国法律在国内审判中真的重要吗法院援引外国法律的做法是当代法律学界讨论最广泛的话题之一。虽然通过比较国内法和外国法律来证明一项法律决定的正当性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但这种做法继续引起一些相关问题:国内法院使用外国法律材料的合法性、外国法律获得的所谓事实上的权威及其对国内法律秩序结构的影响。

法律推理前提如何获得--以法律心理学为考察视角

法律推理前提之获得又称为法律发现,一度被视为是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但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发现毕竟为法律证立提供了逻辑起点。而且,探究法律前提获得的机制还可以为人们提高在证成的脉络中提炼证成要件的准确性与效率。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法律发现的深入探讨。法律前提的获得虽然可以从思维与推理的双重加工理论这一新近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普通的阐释,但更要从能够体现法律领域特点的法律认知上进行解读。

法律发现与法律判断——一种法律方法的视角

人们一般认为 ,法律裁判的结果存在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之中 ,法官对法律的适用 ,不过是从法规范中找出当下案件的确定的答案而已。在对法律适用过程的分析中 ,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 ,适用法律者受“结论先导”的思维模式的影响 ,法律判断以特有的方式存在于适用法律的整个过程之中。

法律解释规则研究

法律解释规则是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所应当遵循的位阶顺序。这样的位阶顺序在法律解释中是否具有方法论意义,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解释规则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提高裁判理由的可预测性,并遵守解释的位阶顺序。法律解释规则应首先从法律解释的目的入手,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另辟蹊径,从法律解释目的之视角对法律解释规则进行再审视,主观之目的会导致忽略法律本身的价值,忽略立法者的历史局限性。客观之目的则在于探求法律意旨,并随社会变迁而改变,但其缺陷在于忽视立法者的意识。实际上,法律解释的目标应是构建一个裁判理由。挖掘现实情境下研究法律解释规则研究的创新意义。

人体冷冻胚胎案中的权益冲突及其平衡路径研究

涉冷冻胚胎纠纷案作为一种新类型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呈逐年增加趋势;对其处理,因缺乏针对性法律规范,致法院及医疗机构难免因困顿而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司法实务所涉此类纠纷案做类型化研究、梳理司法裁判现状、分析其中的权益冲突,提出冷冻胚胎应定性为一种具有人格利益的伦理物,需以适度的尊重和敬畏的态度对待,在坚持比例原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基础上以利益平衡法、权益位阶法处理不同权益冲突。

刑事司法视野中的量刑基准——基于浙江省某基层人民法院2004年刑事判决书的分析

作为衡量与比较参考点的基准是人类评价某一事物必不可少的思维前提,理性的量刑应当有量刑基准的存在。本文以法院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材料,以司法机关的实际操作为考察视角,依据法定刑的等级,将宣告刑转化为同一量纲的等距数据并以此表示量刑基准,克服以往通过代数平均数来表示量刑基准的局限,不仅实现量刑基准的通约功能,而且还为宣告刑与法定刑之间的沟通架设了桥梁。

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

《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本是为了回应守旧大臣的批评,适应当时改革的即时之需。为此,它被定位为一部暂行章程,这导致了它简单、务实的立法风格。不过,与这种风格不协调的是,立法者又显然试图将一些时人并不熟悉的制度引入中国。《刑事民事诉讼裁判等项法律》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过程提供了线索。根据现有史料,不足以断定伍廷芳就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督抚对该草案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礼教派攻击法理派”。这次立法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终止,但是,作为法典编纂的一个失败案例,它却给后人以长久的启示。

对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几个问题的探讨

本文试就审判监督程序(亦称再审)活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些探讨。 一、再审程序应分为两个阶段 这个问题,需从再审案件本身的特点和法律对再审程序的规定两个方面来说明。 相对于一、二审案件来说,再审案件有共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再审的案件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发现在认定小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而提起重新审判的案例。第二,再审案件在时间上没有限制,

律师提请再审权刍议

根据法律的规定,对那些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进行再审;检察院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出抗诉(刑案)。而律师认为确有错误时,是否有提请再审的权利,目前尚无法律规定。根据审判工作的情况,律师的性质、地位和任务,以及律师和法院相互间的关系,我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裁判形成的思维过程

法律裁判并非仅仅通过推理即可形成。法律推理其实是为判决结论提供正当理由的过程,可是推理本身是无法为自身的"前提"提供出处的。这就需要将裁判思维的视野扩大到推理"前提"的获得以及获得之前的心理活动上。如果将前提的获得称为发现,将结论是否合理的证明过程称为证成,那么裁判思维就可以被分成"发现"与"证成"两个脉络。

一断于法

不论亲疏贵贱,一律按照法律裁判。“一断于法”系古代学者概括的法家思想特点。法家认为,法应当是评价所有人行为的客观标准,所有人都应当守法,无论身份地位高低贵贱。“一断于法”原有贬低法家之意,后世则拓展了其使用范围,将之用于描述中国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观。

司法拍卖包税条款中买受人的税费负担范围——以J公司拍卖合同纠纷案为例

一、基本案情因A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裁判确定的义务,成都市B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B区法院”)于2018年8月26日至27日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执行A公司名下的18361.5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构筑物。

千万遗产继承案风云录

一场巨额遗产继承案,揭示了人们在利益诱感面前的人性挣扎与情感羁绊。同时,也描绘出血浓于水的温暖亲情。连载栏目从2021年第1期开始,刊登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马波律师撰写的《千万遗产继承案风云录》,为我们展示了律师的视角下这场特殊的遗产继承案中复杂的关系勾连和法律裁判下的人情冷暖,令人感叹,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