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中)——法律解释规则及其分类

对多种法律解释规则进行分类研究是法律解释的重要任务。目前法学界关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可以作为区隔法律解释规则的依据。与形式法治相适应,有合法性解释规则、文义解释规则和体系解释规则;与实质法治相适应,有合理性解释规则、目的解释规则等。法律解释规则是在思维领域中捍卫法治,因而要求法律人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首先要使用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解释规则,只有经过严格的论证才使用与实质法治相适应的除弊规则。

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上)——法律解释规则的含义与问题意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律解释学研究走完了初级阶段,学者们对涉及学科发展的基本概念、原则、原理进行了较为清楚的梳理,学术思想进化的脉络也基本厘清,初步完成了基础理论的研究。然而,这并没有满足法治建设以及实务法律人对方法论的需求,因而需要进入细化阶段的研究——把复杂的解释理论转化为简约的解释规则,是法律人对法律方法论的重要期待。简约的法律解释规则代表了"学了容易懂,懂了就能用"的方法。西方法学以及中国律学的经验智慧中,有大量的法律解释规则,需要法律学人甄别、梳理,以方便法律适用。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下)——法律解释规则运用所遇到的难题

由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不完善,在制度设计上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这就使得限制法官任意的法律解释规则难以发挥正常的功能。学者们发现几乎每一个解释规则都有指向相反的规则,如果不符条件单独地运用某一解释规则,会出现一些对法治来说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了个别的、不受解释规则约束的判决比按规则做出的判决更公正的现象。因而加强对法律解释规则的冲突研究,不仅是法律解释学研究必须克服的理论难题,也是司法实践所需要的。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解释及其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1号”为例

指导性案例对法律解释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一是有法律解释的内容;二是解释合乎法律本意;三是对案件中法律问题的解释有所创新;四是法律解释方法应合理运用。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是满足指导性案例要求的基本的、合理的路径。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宏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运用的排序与整合,微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的具体细化运用。在杨延虎等贪污案中,首先运用了文义解释规则,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了扩张解释规则、体系解释规则以及目的解释规则,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解释的实践标准:以法律解释规则为中心

法律解释运用的最大实践难题是欠缺解释的标准。传统解释方法位序理论难以满足现实裁判中解释标准的多元和开放性要求,裁判者需要立足我国司法实践发掘出指引不同解释方法运用并协调其冲突的法律解释规则。法律解释规则并非成文法规范,其主要功能是对裁判者的思维进行指引。在具体运用上,法律解释规则以解释要素的分类为前提,以指引裁判者思维为主要方式,依托立法文本、解释性文件、裁判经验及司法规律得以实现。现实司法中多类案件裁判都直接或间接将法律解释规则作为解释的实践标准。具体到“诽韩案”中,法官充分运用文义优先规则和解释融贯规则解决有关“直系血亲”的争议,并在此之下形成诸多具体要求。

“杀鸡焉用牛刀”——对法律解释规则排序之质疑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对法律解释进行了广泛研究。倘若仅仅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去作解释无非会陷于条文的机械循环当中,不能满足司法需求。故本文所要探究的是基于目前在对法律解释规则的排序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探究这种共识的缺陷与不足。从这一问题上讲,现行的法律解释规则在选择标准、排序的基础、冲突的调和等方面缺乏理论支撑。这种不足已经日渐暴露于变化纷繁社会事实面前,也困惑于司法工作当中。因此,完善法律解释规则的排序问题以及夯实其价值基础是当前法律解释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激活“休眠法条”的法律解释

现有法律规范体系中,诸多重要条文处于适用上的"休眠"状态。这不仅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而且使得大量行为脱离法律的保护或制裁。究其原因,除了立法规范缺陷、推行机制低效及运行成本高昂外,法官过度依赖立法和司法解释等成文规范,忽视方法论指引下的裁判者解释构成其中的主要动因。此解释类型既作为当前整个解释体制的主要内容,又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同时,为了约束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官恣意,该解释活动还必须受到法律解释规则的制约。

实质法律解释的逻辑规制

实质法律解释主张在政策导向下,诉诸规范目的,阐释法条含义,展开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积极追求合理社会效果。法律解释需要回应实质合理诉求,但作为一种积极的功能主义解释形态,实质解释本身就呈现出扩张态势,存在片面实质化之隐患。实质解释的核心问题在于当出现合理诉求与合法约束发生冲突时,不自觉地倾向于忽视文义、体系和基本原则等合法性因素,片面追求实质合理性,将法律解释等视为单纯的合理性论证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实质解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突破字面含义、后果导向与功能主义解释的泛化、以规范目的名义歪曲法律解释、片面强调政策的解释导向作用。我们可以从强化体系约束和探究法律解释规则等方面着手,探讨规制法律解释片面实质化的逻辑进路。

疑难裁判中目的解释的效力扩展与规则约制——以“指导案例32号”为切入点

作为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在疑难案件裁判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体现在"指导案例32号",裁判的焦点问题就主要依靠此种解释方法来完成。其中,法律文本的主、客观目的及刑事政策共同作为解释的依据,并通过对文义解释效力的扩展,实现裁判的合理和可接受。综合分析其他类似案例亦可发现,在此效力扩展的同时,为约束可能出现的法官恣意和实质目的泛滥,目的解释方法还受到特定的适用规则约制。即主要由除弊规则、客观目的论证负担规则和发展性规则等共同构成目的解释规则体系。

教义学立场下刑法目的解释的效力与规则——兼对“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认定的反思

从解释的独断性特征来看,刑法教义学主要就是刑法解释学。体现在整个解释方法体系,刑法目的解释因其特有的规范维护和法益保护效力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此过程中,法律文本的主、客观目的及刑事政策共同作为解释的依据,并通过一种实质解释,扩展着传统文义解释在法益保护上的局限。在此效力扩展同时,为约束可能出现的法官恣意和实质目的泛滥,该目的解释还必须受到教义学意义上适用规则的制约。该规则体系主要包括文义优先规则和融贯解释规则及其要求。

法律解释规则的运用分析

法律制定之初,立法者就试图通过制定规则约束人的行为,让人在其规则下行事,为人的行为建立标准.但法律解释规则的运用在当下的法治环境中面临着困境,然而法律又离不开解释,解释又离不开规则的运用.故笔者对为何要进行法律解释规则运用分析,以及法律解释规则运用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阐述,并对法律解释规则运用困境的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修辞学进路下的法律论证是否可能

由比利时法哲学家佩雷尔曼创新的“新修辞学”继承古典修辞学“听众”理论,并以“合理性”和“理性”、“推论”和“论证”的区别作为理论基点,用来证成价值判断的选择。佩雷尔曼将其引入法律论证领域,对法官的“听众”、新修辞学应用在论证中的起点、环节和“惯性原理”进行了分析。但是他的这一尝试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如规则不能作为法律的起点,破坏了法律解释规则的内在逻辑,“惯性原理”在法律论证中具有局限性等。即便如此,其在法律论证中早已显示出的意义是不能忽视的,而这也是来自于法学本身的包容性。

法律解释方法的融贯运作及其规则——以最高院“指导案例32号”为切入点

司法裁判中,合理裁判结果的得出需要法官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体现在"指导案例32号",文义解释在刑法谦抑立场下,明确了"不确定"法律规范的裁判底线;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论理解释方法,通过对"本案焦点"的现实认定,在文义的边缘能动解释,进而形成融贯的解释论证系统。此过程中,为有效约束法官恣意,多种解释方法的融贯运作受到文义优先规则、节约和无赘言规则、发展规则等融贯规则的制约。同时,这些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融贯运作及其规则性要求,也构成法律解释研究规则转向的重要内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解释学——法律解释规则理论研究

法律解释规则旨在为解释要素的恰当运用提供指南。它在应用论和位序论两个层面上展开,同时处理解释要素的具体化和位序两个问题,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在此基础上,法律解释规则不但为法律发现提供可操作指引,而且具有证立解释结论的功能,同时作为"专业语法",它还对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思维建构起到积极作用。基于此,展开法律解释规则研究能够有效地回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解释学"这一问题。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及其方法论意义:一个本体论的证成

同类解释规则滥觞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体系,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刑事法学领域后受到学界关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在我国大致经历了有实无名、初始关注、本土起始、研究深入等四个阶段,但仍存在理论研究碎片化、实操性不强、与其他法律解释方法融合度不高等不足。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用于对特定词语的分析、对加重犯或加重情节的认定以及对不同罪名之间的区分性认定,是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应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场合(条件)限定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能够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列举的事项归纳出“同类”要素。从体系定位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刑法体系解释的下位概念,其运用是一个多种解释方法融合的过程。从基本属性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一项中性的法律解释规则,该规则本身并不具有限制或者扩张的价值属性,也没有严格限定的主体要求。从价值导向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层面的实现,其操作过程运用的类比方法,既是法律推理中逻辑关系的彰显,也维护了逻辑对推理过程的约束力,其遵循的同等对待原则和正义理念,则是对刑法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和维护,确保了刑法解释结论的实质合理性和正当性。

论法律解释的语言学规则

法律解释的语言学规则形成于近代形式法治理念基础之上,是法律解释规则的重要内容。它集中关注文义要素和体系要素的应用问题,为解释者阅读法律文本提供指引,并进而有助于确定法律语词的具体含义,以至能够有效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并对提高立法质量产生刺激作用。不过,限于自身的局限性,法律解释语言学规则的效力并非绝对,因此不可机械适用。基于以上理由,法律解释的语言学规则是一种支持形式法治的思维规则体系,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解释规则”:概念解读与用语辨析

"法律解释规则"研究对合理地理解、运用法律大有裨益。但从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法律解释规则"的体系尚未构建,对"法律解释规则"的概念解读也并不统一。此外,理论界存在诸多与"法律解释规则"极为相似的概念表达,这更加剧了我国"法律解释规则"基础性研究的混乱现象。本文从对我国现有的"法律解释规则"概念梳理出发,转而讨论用其他用语替代"法律解释规则"的可能,最后论证了"法律解释规则"成为未来法律解释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的必要性,并阐释了法律解释学框架下的"法律解释规则"的应有之义。

论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规则是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构成要素,它为法律解释提供确切的思维路径指引,并为法律解释过程提供精细化的操作准则。倡导法律解释规则的适用,在于解决法律解释方法研究的哲学化、复杂化之问题,凸显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为清晰地认识法律解释规则,需要从概念厘定、性质之辩、功能定位及研究旨趣等角度展开。当前法律解释规则研究,仍然存在着赋予法律解释规则思维指令性等问题,需要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质属性等角度予以纠正。建立在语言学与实质性解释规则分类基础上的具体适用,遵循了形式到实质渐进的解释路径,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论我国法律解释规则的生成

法律解释规则作为有关解释方法如何运用以及不同解释方法之间冲突协调的标准,主要解决法律解释的实践难题。法律解释规则并非成文法律规范,它是指引和制约裁判者行为的思维规则。以两大法系传统的'权威形成'和'权力创设'方式为基础,我国基于当下解释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法律解释规则双重供给模式。该供给模式建立在现有的法律解释体制基础之上,以立法文本、司法解释或解释性文件中的规范性内容为主要依据,同时吸纳指导案例和法官裁判经验中的解释标准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