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法律规制

随着金融科技的加速应用,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监管重点。金融科技巨头以关键技术服务商、金融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金融控股集团等样态深度参与金融活动,在规模性、复杂性、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开始具备系统重要性特征,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大而不能倒”。有必要参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经验,并结合金融科技公司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予以特殊规制。在有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整合金融监管、数据治理、网络安全和市场竞争等四大规制场域,建立以协调性为目标的监管体制、以可靠性为目标的审慎监管体系、以可承受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机制,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和规制方案,有效防范其运行失灵给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著作权视域下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的法律规制

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由于其趣味性与便捷性,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集中应用于社交媒体、影视娱乐等领域。然而,深度合成算法技术激发用户创新内容的同时,在著作权领域也引发了一系列困境与挑战。通过梳理分析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将深度合成物纳入“作品”的范畴、现行合理使用制度难以判定对原作品的“深度合成行为”以及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协调深度合成“作品”与原作品的保护边界这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著作权法规制路径,从而实现著作权保护与深度合成算法技术应用的平衡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规制

乡村电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物,乡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然而,乡村电商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既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又冲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乡村电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电商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必须从完善相关立法,优化顶层设计,抓好源头管理等方面入手,营造有益于乡村电商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乡村电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AI换脸技术的失控风险与法律规制

AI换脸技术在社交媒体上愈益广泛使用,很多网络用户将其作为娱乐新方式,从而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失控风险。相比于欧盟、美国等侧重从隐私权保护的角度予以规制,我国法律认为,根据违法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同,AI换脸视频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以及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滥用AI换脸实施诈骗、盗窃、制造淫秽物品等,则可能违反刑法。根据中国互联网实际,区分AI换脸视频的不同应用场景,分析其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为AI换脸技术的合理发展提供合规建议。

个人独资企业纳税筹划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商事活动中,不恰当地利用个人独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这给税法实践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就本质而言,个人独资企业纳税筹划可分为形式合规但不合法与形式、实质均合法合规两种,前者通常表现为新设个人独资企业适用核定征收方式、借助税收洼地设立个人独资企业避税、利用受控个人独资企业避税3种筹划形式;后者关注形式和经济业务实质,以确保在合法前提下税收优惠应享尽享。个人独资企业合规但不合法的纳税筹划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基于此,提出切实扩大个人独资企业一般反避税管理范围,完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将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合并征收的建议。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的缘起、演进和确立

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是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从缘起到确立的时期。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开始对移动源污染展开研究并通过立法进行规制,但是在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理念主导下,治理成效有限。以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为背景,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转而以公众健康和安全为主旨,由此,移动源污染治理取得了进展。然而,在不久之后的能源危机背景下,放松机动车排放标准、注重经济考量又成为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现实选择。80年代中后期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背景,199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加强了对移动源污染的法律规制并注重综合考虑经济、技术及公众健康等因素,标志着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的最终确立。美国移动源污染法律规制体系的演化和确立有很多特点,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法律规制研究

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法律规制既是推动流域和海域水污染一体化治理的法治选择,也是建设美丽港湾、实现黄河入海口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当前,多元主体视角下黄河入海口水污染协同治理还存在市场主体参与法律规定落实缺位、公众参与法律规制与客观现实疏离、黄河流域管理机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受限等问题。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需求,亟须落实市场主体参与的法律法规路径、拓宽公众参与法律规制范畴、明确黄河流域管理机构法律地位,为黄河渤海交汇带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协同方略提供法治思路。

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数字金融的包容性法律规制

数字金融在金融强国目标与人工智能技术双重赋能的驱动下快速发展,这使得传统金融法律规制难以满足数字金融的规制需求,主要表现为立法规制相对滞后、标准规制适用有限、监管规制效能受限等。其原因在于,规制主体“单中心”难以因应数字金融混业经营的规制需求,行政“静态式”规制与金融科技动态变换的非适配性以及规制资源分布不均抑制规制精准化。数字金融发展与规制的动态平衡需要实施包容性法律规制:技术赋权理论将金融向善与以人为本理念深度融合,为数字金融消费者提供权益保障;数字正义作为塑造数字金融包容性法律规制的具体准则,不仅要把握过程规制的正义尺度,还应推进场景正义与法律3.0的有机融合。在未来,我国应当促进规制主体权力有序配置的多元协同共治,辅以技术规制的工具谱系推进激励性规制与约束性规制动态协调应用;同时,推动规制资源在场景空间内有效流动。这是实现数字金融包容性法律规制的可行策略。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限度及其调适

基于问题导向,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呈现为环境联系健康的立法观与系统性的风险规制法制。然而,事实因应导向的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干预权利、法律控制乏力与解释空间过大的风险,需要在既有理路框架下,由宪法从立法选择与法律实施层面对其进行结构性调适。在立法选择中,有必要重塑环境健康风险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并重的立法观,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系统规制中事权协同的合宪性标准,搭建合理表达预防积极化与比例选择规制措施的规范结构;在法律实施中,需以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标准,强化环境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的合宪性控制,避免给私主体增加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

论水利科技的法律规制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水利科技研究目的可以概括为合法合理合规治水用水,维护国家水安全,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利科技研发机构具有研究课题自主选择权、依法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捐赠奖励、有偿转让水利科技成果、特别豁免权等主要法律权利,同时赋有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公共科技供给和应急科技支撑、开展水利科普活动、建立健全水利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保存管理科技档案、加强水利科技保密工作的法律义务。水利科技人员具备署名权、登记申请权、收益分配权、兼职权、特别豁免权等法律权利,应当履行弘扬科学家精神、恪守科研诚信原则、遵守学术规范、履行竞业禁止的义务。水利科技违法行为将会导致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实验性医疗法律规制研究

实验性医疗对于促进生物医学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无序发展的现实隐忧。实验性医疗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科学未知边界,治疗疾病属于其附加目的。应当将受试者权益保护置于核心地位,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公民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2023年2月发布的《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对于规制实验性医疗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通过审查办法、管理规范等手段规制实验性医疗还面临诸多挑战,如:法律规制存在效力层级较低,体系散乱;对于受试者知情同意权保护不足;伦理委员会相关制度建设不健全;实验性医疗中的价值排序存在差异;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分配模糊。在规范我国实验性医疗时,应当以制定专门性法律为根本完善我国实验性医疗的法律规范;以保护知情同意权为核心健全受试者保护机制;以加强伦理委员会建设为保障促进伦理审查实质化;以利益—风险平衡为原则推进实验性医疗有序发展;以科学合理界定医疗责任为手段落实对实验性医疗的法律保护。通过完善实验性医疗的法律规范,为实验性医疗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相对优势地位滥用的法律规制研究

是否应将相对优势地位相关问题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话题。以2022年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将相对优势地位滥用问题进行法律规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较大阻碍,而采取行业特别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具体行业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问题具有理论层面的可行性,并可在实践层面实现更为精准有效地监管。

我国私人实体商业开发外空资源的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外空资源的商业开发已具备实践基础与现实需要,但我国商业开发外空资源进展缓慢,已逐渐落后于其他航天国家。推进私人实体参与外空资源开发的行业进程面临许多现实难题,如缺乏专门性的法律指引、采回的外空资源权属不明、监管措施不到位、纠纷解决法律机制不明等。因此,在优化我国私人实体商业化开发外空资源的规制措施时,应着重完善国内法律保障,通过肯定私人实体的受益权,完善国内监管法律体系及纠纷解决法律机制,来构建我国外空资源商业开发的新秩序,确保私人实体的依法开发。

区块链电子取证技术的公安应用及法律规制研究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防止证据篡改,实现证据可追溯性的特点,有力契合了公安机关取证工作的需要。本文通过对公安机关应用区块链电子技术的实践价值和理论风险的分析,论证了区块链取证和区块链存证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以实际案例探讨区块链电子取证技术的可行路径,构想了公安机关区块链电子取证平台方案,并结合平台建设和运营中的关键技术和难点问题,提出具体的应用场景方案和推广建议。针对上链前、上链中、上链后的取证核心程序,归纳以“技术自证”为核心的电子数据证据鉴真规则,补齐“技治主义”治理规则,制定电子数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去中心化的“司法+联盟链”办案系统。

新安全格局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法律规制

新安全格局下,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在推动科技创新、助力社会治理的同时,也引发了算法安全风险与人脸信息风险,给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治理带来挑战,具体包括场景规制、法律救济与分散监管等三个方面的现实困境。对此,基于算法安全理论与数字人权理论回应治理需要,从立法体系、司法救济和监管机制三个维度比较考查欧盟、美国等地的法律规制特点,并结合域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治理路径,包括构建场景化立法规制模式、完善便利化司法救济体系、健全协同化监督管理机制等。

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基于风险体系化的视角

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促进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创新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非法学角度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并没有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广覆盖、深视角的划分。依据法学视野下的“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体系划分为主体风险与客体(行为)风险,前者包括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后者包括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与消费者信用违约风险。通过充分借鉴域外不同法系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经验,从法律规制体系与法律规制路径层面,全面构建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

教育法治视野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核心要义及其法律规制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产学研用一体化组织形式,也是一种同步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新模式。在科学界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基础上,系统分析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主体、内容、客体等方面的构成要素,发现其本质属性是通过产教融合媒介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组织形式、法人地位、成员的权利义务、合同关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风险,建议从整体层面维护共同体的公平正义、个体层面保障共同体的个体权利、规则层面健全共同体的法律制度三个维度规范共同体的运作,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大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大数据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另一方面也催生出“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市场乱象,这些市场乱象都是大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对大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有大数据算法设计规制和消费者个人数据产权规制两种进路。大数据算法设计规制的实现需要建立算法责任制度,成立算法责任审查委员会。消费者个人数据产权规制的实现需要确立经营者等数据使用人的消费者个人信息隐身份义务,保证消费者个人信息被遗忘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引领技术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风险。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理,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四大类数据安全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算法高度信任对法益保护的冲击、技术演变中科技伦理规范的缺失以及用户数据主体权利保障不足等。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输入阶段的数据源合规风险,研发企业内部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数据合规计划,并在合规计划中制定详细具体的风险规制措施,强化企业合规经营;与此同时,通过多种措施积极响应用户对于数据主体权利的请求,确保模型训练数据来源合法合规。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模型处理阶段的算法黑箱与算法偏见风险,应加大监管力度,重点关注算法的安全性与公平性,积极推进并完善相关立法,细化算法备案和算法解释义务,提高算法技术透明度,落实算法主体责任。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输出阶段的数据滥用风险,应优化监管机制,实现全链条合法性监管,完善科研伦理规范并予以实质审查,引领技术向善,实现科技向善治理。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存储阶段的数据泄漏风险,应通过技术与管理制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方位规制,严格控制数据共享范围并贯彻数据分级分类保护,及时有效地防范数据泄露风险。

嵌入治理:穿越机法律规制与技术反制

穿越机的发展带来了安全隐患,而穿越机的安全管控却面临困境。依托技术-法律嵌入下反制系统组织结构和应用模式的立体化、全景式、多层次、智能化的机制,重塑穿越机反制体系,可以对低空安全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参考指引。技术-法律的嵌入可以促进技术和法律的有机结合,保证系统得到最优解,实现反制系统迭代更新;而依靠社会和民众对反制系统的认可度和接受度的提升,实现技术和法律的相互构建、互相重塑,将逐步提高反制系统的整体效能,推动低空安全从“管理”走向“治理”,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共治,最终达到共享的低空安全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