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方法在司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局限性

在适用法律的推理活动中,经验方法与人们惯常所熟悉的形式逻辑的推理之间有着较大的区别,具有范围的广泛性与数量的无限性、结论的或然性和性质的一般性与客观性等特征。经验方法的运用贯穿于司法的全过程,在事实认知和适用法律中被广为运用,对于有效及时地解决纠纷大有裨益。但经验方法的易出错、易受裁判者擅断和主观情感影响等局限应予以克服。司法中,适用法律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具体方法的选择,应能够保障不同部门法规范特定目的及其调整方式在当下的实现。

“法律诊所教育”及其局限性

“法律诊所教育”仅仅是众多国外法律实践教育模式或方法中的一种,它的引入,不会也不可能对当代中国高等法律教育形成重大影响。由于“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存在着非常大的局限性,我国高校法学院系不宜盲目推广。

超越解释——对疑难案件法律解释方法功能之反思

法律解释方法能够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提供思考方向,并为判决结论提供论证。但这些解释方法本身并不确定,方法之间也没有固定的效力位阶,这些局限使其难以保障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由于在疑难案件中法官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因此其裁判具有决策性质。为了增强裁判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法官还应求助于其他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应在深化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的同时,推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法学教育中也应考虑完善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

论文义解释缘何是法律解释的核心方法

法律解释方法众多,但对于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解释方法却始终存在争论。出现这种争论有其理论与现实上的原因。给众解释方法之间划分一个位阶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但由于解释方法自身的实践总结特性使其难以排出一个位阶。如果位阶存在,文义解释作为解释方法核心适用方法的地位应当是确定的与不容动摇的。即便是在无法确定位阶的时候,文义解释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安全生产法》的“统一协调、管理”条款适用条件分析——以法律解释方法为视角

一、前言2024年6月,南通通州区应急管理执法人员对某服饰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未对整体承租其厂房的某服装辅料公司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执法人员认为出租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并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拟对出租方处以20700元的罚款处罚,笔者在法制审核中未通过审核。

从元分析看传统心理统计的局限性

当前,心理学研究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数据分析和解释方法是传统的统计方法。元分析方法已经表明传统的统计方法延缓了心理学理论的创新和知识累积的增长。该文从元分析方法的角度阐述了传统的心理统计在处理研究结果方面的局限性。

论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社会学解释

在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中,社会学解释是一种侧重于从预测社会效果的角度来阐释规范含义的方法。社会学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在于满足社会需要、限制自由裁量以及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学解释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例如难以准确预测社会效果,适用范围狭窄,牺牲个案正义以及危及法律规范含义的稳定性等。我们应对社会学解释的价值和局限有充分的认识,使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作用。

反思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问题——兼论法律方法论的实践走向

法律解释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但是,如何在司法过程中为各种具体解释方法排序,学者们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无论是部门法进路还是论题学进路(权衡模式)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形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方法论具有思维实践的特征,它是帮助法官裁判的理念性指导,目前还难以提供精确的运作流程,不能代替法官的具体行动实践。当然,法律方法论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逐渐走向行为实践,这是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论法律解释方法的特性、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法律方法论是人们认知法律之根本,同时也是法律人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石。近年,随着哲学诠释学观念的影响,法律方法或法学方法的研究日渐兴隆,引起了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关切与重视。事实上,法治的成熟直接依赖于法律方法或法治方法,而法律方法论或法学方法论的缺失一直是我国法治或法学建设长期停滞不前的主因之一,要改变现状必须加强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因此,从法律解释方法的概念、特性、功能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论作为说理方式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给予和索取理由的规范实践。法律话语的意义是由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推论角色决定的。因此,法律解释不应当仅仅被当作探求法律意义的启发式方法,更应当被看作为司法判决提供证成的说理方式。文义、历史、体系、客观目的、主观意图等要素,与其将它们看作解释方法,不如看作支持或反对解释决定之正确性的解释理由。法律条文往往有多个意义选项,解释者需要选出其中的正确选项,将其作为适用于当前案件的个案规范。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围绕解释决定的正确性,而对不同解释理由进行衡量的理性论证过程。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实践困境之破解——一个法律解释方法的视角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有限的地方立法权,同时,其规定的该立法权限的模糊性导致了立法实践面临越权立法之隐忧、立法求稳不求实之尴尬以及立法需求被抑制之无奈等困境。欲破解上述困境,需对该立法权限条款进行正确解释,以明确权限范围。以“赋权目的”解释方法为基础,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条款之解释可遵循横向划定和纵向界分两条路径展开:横向划定应基于地方事权范围并满足地方治理需要,对三类列举事项和例示规定进行诠释,以明确设区的市立法事权;纵向界分应遵循上位法规定并填补地方治理规则空缺,对设区的市立法与上位法的关系以及设区的市人大法规与市政府规章制定权限予以辨明。如此,就能够既保障设区的市立法的自主性和地方性,又保障其合法性。

民主理论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基于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演变的分析

法律解释方法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主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20世纪前对民主会带来多数专制的极度担忧,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平义论的形成,20世纪中期臻于鼎盛的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笃信民主过程可以生产妥当的公共政策,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意图论和目的论的形成,而之后的公共选择理论致力于揭示政治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负面影响和民主过程的失灵,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新文本论"的产生。

论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社会学解释

在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中,社会学解释是一种侧重于从预测社会效果的角度来阐释规范含义的方法。社会学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在于满足社会需要、限制自由裁量以及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学解释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例如,难以准确预测社会效果,适用范围狭窄,牺牲个案正义以及危及法律规范含义的稳定性等。我们应对社会学解释的价值和局限有充分的认识,使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作用。

法律解释的难题:服从还是创造——法律方法视角的探讨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这是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对法官而言,服从法律是当然职责,同时也应融入创造精神,因为法官发挥其创造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对法律的服从,在这种宗旨之下,法官的创造力就不会偏离法治的轨道。这些最终都需要通过法官对各种具体法律方法的运用才能得以实现。

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

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转向本体的发展理路,在这一转向中,作为解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创生方式。解释学的重心转换影响着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走向,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作为追寻立法者意图的方法而消解了司法者的历史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这一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也由此强化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而解构法治的确定性,而现代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学的方法论纳入其本体论框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建设意义。因此,解释学的重心转换使法律解释处于方法与本体的张力之中。

法律解释方法位序表的元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由于缺乏一个元规则而颇受非议。对这些异议的回应迫使我们检讨影响法律解释方法位序的种种因素,并进而探寻隐藏在解释方法位序表背后的元规则。研究表明,可接受性的元规则可以作为法律解释方法排序的始基,并在法律解释中担当起类似法学研究逻辑起点的各项功能。

论法律解释方法抽象位阶的作用及其逻辑结构

法学方法论之于法律解释方法位阶问题的主流观点内隐着矛盾性,即一方面认为各类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典型的并列关系,另一方面又否认他们之间可以被固定的位阶谱系所表述。在不结合证成特定案件法律决定的具体情形下,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位阶关系;而在结合证成具体案件法律决定的情形下,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可能有所变化。原因在于,从规范性质上看,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原则的性质。他们的适用方式是衡量,具有初始性的特征。既然他们具有原则的性质,就意味着在被适用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性质是一种竞争关系。因此,法官或法律适用者必须根据衡量法则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解释方法之间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是无用的。抽象的优先性关系既可以限制法律解释方法适用者的武断性,也能够克服他们适用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法律解释活动的效率。

案例指导:法律解释方法法典化的制度探索

法律解释的法典化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当重视,解释方法的法典化是其中的基本内容之一。法治实践的发展、相关学术研究的成熟以及国外立法例,都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法典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解释方法的法典化难以一蹴而就,其面临的困难包括:法律解释固有的立法含义,以及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散和凌乱等。案例指导可以成为循序渐进的推动解释方法法典化的制度探索,其基本含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性案例的正式文本中直接明确特定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方式和流程。案例指导制度具有以上功能的原因在于,该制度有助于强调法律解释在司法领域中的含义和意义,以生动的方式展示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及其规程,更容易被法官所认可和接受,从而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目前,案例指导制度中还缺乏凸显法律解释方法的意识。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在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其正式文本,以及惩戒措施等方面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使其更好地承担推动法律解释方法法典化的任务和功能。

试论法律方法的意义及其局限之克服

对于法律的理解,人们难免会有争议,其原因在于前理解(前见)。为避免法律解释流于恣意,应以法律方法加以制约,但由于各种法律方法并不一致,导致各种解释结果产生矛盾。为此,应引入先例和学说中对有关规范的解释,对法官裁判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