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诠释学在中国

本文总结中国法律诠释学的历史和现状 ,展望法律诠释学在中国的发展 ,阐释法律诠释学对法律的建设 。

法律诠释学的未来

法律诠释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独立交叉学科,内容如何构建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还处于幼嫩、莫衷一是的阶段。本文基于对诠释学历史嬗变的特点分析,比较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和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诠释学的各自优长,主张在未来的法律诠释学的构建中,应从本体论意义上的视角、以德沃金的建构性诠释为借鉴来进行,并倡导性指出法律诠释学的建构所应当遵循的解释循环性、融贯性及整全性指导原则,力图引导和走向从理解—诠释—论证的诠释结构。

解构与建构：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之于法治

法治作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普遍形式,奠基其基础的是法律的客观性及其法律诠释的客观性追求。哲学诠释学从本体论的高度,用理解的创造性解构了法治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既是本体又是方法的法律诠释学,在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中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预设了诠释者的价值存在,同时也作为具有规范化意义的操作技术存在,对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它的建构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理解的创造性的制约和法律诠释对客观性的追求两个方面。

解构与建构: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之于法治

法治作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普遍形式,奠基其基础的是法律的客观性及其法律诠释的客观性追求。哲学诠释学从本体论的高度,用理解的创造性解构了法治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既是本体又是方法的法律诠释学,既预设了诠释者的价值存在,同时也作为具有规范化意义的操作技术存在,对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

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诠释学

由于立法数量的增加和司法问题的凸显,传统的法律解释学或法律诠释学开始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安排在法律方法论项下进行教学和研究,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诠释学的理论基础却是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所带来的哲学解释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纠缠意味着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或诠释学)在从哲学领域进入法学领域的过程中产生了困难,这种困难是由立法中心主义与用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差异所产生的。文章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厘清为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

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

法律诠释学对于法律解释是一种带有先见的理解 ,理解是法律文本与理解者两个世界的沟通 ,在沟通中内在地创造着判决依据的立场 ,试图颠覆法律解释学只是借助各种方法去寻求判决与法律的一致性这一思维定式。然而 ,它放弃法律文本解释的标准、抛开法律文本作者的意图、过于钟爱理解者的主观态度的主张 ,也遭遇有力的批评。所以 ,一是强调内容一是注重方法的这两种法律解释观互不可替代 ,解释无诠释流于空洞 。

法律诠释学之法律适用价值的理性思考

在法律适用中,虽然法律解释大体能满足法律扩张和法律补漏的技术要求,但由于经常未成功地建立清楚的解释标准,而只是建立不确定的解释标准,因而导致裁判上的疑难。法律诠释学为在法律适用中合理地创造法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是对法律解释学的一个超越,而不仅仅是重构,它使判决理由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为在实践中处理案件提供了更加适宜的解释方法。

法律诠释学之殇——基于《法律解释的范式批判》一书的分析

随着西方解释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法律解释学领域也产生了一种本体论范式的研究理论——法律诠释学。法律诠释学理论大量吸收了哲学诠释学的理论资源,如"前理解"、"诠释学循环"以及"视阈融合"等。这使得法律诠释学理论成为了一种与传统法律解释学理论完全相异,甚至严重对立的法律解释学理论。然而,由于先天的缺陷,如反现代法治思想等,法律诠释学理论并非一种足以取代传统法律解释学理论的经典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学的缺陷,有助于我们在法律诠释学与传统法律解释学之间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从而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

获致法律上妥当的裁判——对法益衡量思维与方法的全面检视

法益衡量是否是一种裁判的方法,一直以来聚讼纷纭。由于法益衡量的多重面向和可分析观察的多个维度,造成了对之认识和理解的复杂性,以及建构法益衡量方法的多种路径。法律诠释学、原则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等成果,从多个维度为法益衡量的结构以及合理的衡量方法的建构提供了思路。法律诠释学澄清了作为一种本体论事件的法益衡量的思维过程及其合理性问题。法律论证理论则为具有主观性的法益衡量获致一个妥当结论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寻求合理的法益衡量方法,需要结合对法益衡量的论证以及对其结构与过程的重构两个方面,透过法益衡量的结构框架,实体的内容或价值判断借助法律论证的理论和工具被恰当证立成为可能。

分析法学与法诠释学的对垒破除及其反思——以德沃金的法律解释观为例

分析法学与法律诠释学分别表现出描述性与评价性的不同学派特质。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构建的整全性法律解释观,为我们提供了消解两派对垒的重要分析框架。德沃金认为法律文本的真实价值存在于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式互动整合中,进而主张真正的法律解释境界为创造性的建构性解释。这种消除对垒之道的核心在于,对法律命题的创造性的解释,蕴含着描述与评价的成分。用德沃金的法律解释观来对待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可以看出大法官通过建设性解释赋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以正确的时代意蕴,即学校种族隔离教育的禁止体现平等保护的公共价值。虽然德沃金试图通过阐释性概念获致惟一正解,但他这种受到伽达默尔影响的法律解释观,注定惟一正解的追寻只是高贵的迷思,本身已遁入司法造法之中。

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

中国古代存在着历史悠久的法律诠释传统 ,这一传统形成于汉代 ,与经学的发展时代相当。与西方的注释法学比 ,中国古代的法律诠释传统有其自身的特征 ,它取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学术发展的特点。本文运用解释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进行了研究。

法学范式引论

法学不是以方法的独树一帜而存在的 ,它表现为一个一个成熟的范式 ,这在法哲学领域更加明显。从事法学 ,首先和全部的工作 ,就是掌握范式 ,进而利用范式来发现和解决问题。范式由伟大的法学者独立或合力构建 ,法学经典著作是法学最重要的财富和学习范式最重要的根据。而为了认清范式 ,我们先要认清范式背后依靠的哲学。

理性、前见与公正——法哲学的第三条道路

法律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在法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的法学。这一法学产生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主体性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大背景之下。在一元化的真理标准之下,理性主义的真理标准是知识的确定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与理性认识不同的其他因素,诸如情感、价值判断等"前见"都被视为偏见而被排除在认识领域之外。法律实证主义秉持相同的标准,在法学领域追求法秩序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实证主义者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整个法律制度的设计上都力图消除一切的法官的前见,在他们看来正义只有在以理性为保障时才可能被接受。本文沿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在简要叙述十九末至二十世纪法哲学史的反思潮流的基础上,试图阐明哲学诠释学和法律诠释学作为这些反思中的重要路径之一,对法哲学的影响及由此所带来的法哲学的可能的第三条道路。

法律解释的立场之辨——就《法律解释的范式批判》与姜福东商榷

针对姜福东著作《法律解释的范式批判》所捍卫的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范式,本文认为,不论是探求作者原意的"主观论",还是文本原意的"客观论",都预设了虚假的客观存在,在认识论上分享的是主、客两分的科学主义认知图式。据此,本文主张一种中庸(调和)的立场,即在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之间保持适当的紧张。最后,笔者提出一种法律确实性的法律解释(论证)模型,进而说明,应尽量发挥法律诠释学的建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