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起源的人性之问

传统的法律考古学式研究和经典作家的经济分析方法,难以真正揭示法律的确切本质。从人性出发探寻法律产生的根源,是值得尝试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人性之恶及其衍生出来的种种暴行,人类社会应该不需要法律。人性之恶实乃法律起源的必要条件。法律的诞生乃是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人性之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堪称法律起源的内在动力。从认识论上说,法律的起源乃是人类自律意志的产物,正是自律意志使人类意识到必须通过法律以实现惩恶扬善。人类社会永远离不开法律,其根源在于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彼此间的战争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

科学完整地阐析法律起源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札记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首次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但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之后,恩格斯依据史前史研究的科学成果,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 ,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 ,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 ,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 ,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 ,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 ,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 。

论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律起源论

国内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法律起源论的质疑和诘难,主要原因在于对西方法学理论的盲目追随,而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和价值立场的理解不足。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所以也是认识法律起源问题的理论基点。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对法律的需要,创造了协调原始关系的风俗习惯、原始禁忌和行为规范,奠定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劳动分工特别是脑体力劳动的分工是法律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是法律制度和文化系统化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之前的法律起源理论不能从物质生产劳动出发认识社会问题,不理解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所以既不能准确描述法律形成的客观过程、说明法律形成的主客观条件,也不能准确说明法律的正当性。

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

法律起源问题的探究不仅是法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法理学、法哲学以及其他部门法领域都加以探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对我们研究后来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实践活动和内在规律性有重要的意义。北方民族的法律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法律一样在中华民族法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方民族由于特殊的地域气候导致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禁忌风俗等的独特性使得北方民族在法律起源方面具有独特的法律风貌。本文从禁忌、宗教、习惯以及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对法律起源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因为法律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包含最初诸因素的痕迹,此问题的探讨对今天民族地区的立法司法等实践活动,仍有积极意义。

论现代城市精神的法治内核——以近现代法律起源地城市论为立论基础

中国提炼了城市精神的200多个城市(不完全统计)中,竟然没有一个城市将"法治"写进其城市精神的表述语中去。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与传统法律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平等、自由、个人权利等法治要素为基本内涵。近现代法不可能产生于城池和城堡中,也不可能产生于农村,只可能产生于城市。商品的自由生产和平等交换,使生产者摆脱人身依附实现个人独立,使自由和平等不仅成为主观的道德需求,也成为客观的伦理关系。近现代法律起源地城市论决定了现代城市精神的基本内核是法治精神。培育和弘扬城市法治精神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部落战争和祭祀活动,部落战争的掠夺性和征服性,决定了由战时军法演变而成的"刑"具有残酷性,而源于祭祀活动的"礼",具有仪式性和程序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温情的一面。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含义、法律起源的途径、中西方法律起源的对比,提出中国古代法律的价值取向,认为"刑"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礼法并用。

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法律起源问题迷雾之争的本质

在中国1970年代末期,对于法律起源问题中的"国家与法律孰先孰后"之争的解读绝对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学术理论的角度,而应当以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势为背景。在这种场域中,"国家与法律之争"实际上在其背后是当时中国社会为了进行权利的启蒙,引入权利的话语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而引起的热点现象。权利话语为了能够顺利进入中国社会,为了实现权利能够制约权力,能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于是"国家与法律孰先孰后"之争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凸显出来了。

哈特的法律与道德学说观及法律起源与发展学说

一、哈特法律与道德的“有区别的适当联系论” 1、法律与道德学说方面的两种对立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是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两个学派长期以来相互对峙而又经久不衰进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学派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自然法学派的法律与道德的绝对联系论。和分析法学派在法律与道德问题上的绝对区分论。

中国国家与法律起源新论

世界各地因其自然、历史、社会诸因素影响,国家与法律诞生模式不尽相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从实物资料证明了中国文明诞生于夏代以前的龙山时代,而对历史文献中关于夏及夏代以前传说时期社会情的分析也佐证了这一观点。生产发展和思维发展是中国国家和法律产生发展的其本动力。

从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解析法律起源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创世神话是指有关万物起源的神话,给我们展现出了先民早期的思维习惯和认知范式。法律与创世神话都产生于一个民族的发祥初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先民的社会面貌,因为时间上的接近性,所以二者的结合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文章主要摘取了瑶族、阿昌族、纳西族等三个具有代表性民族的创世神话来分析了法律起源于早期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一观点。

法律起源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

中国法的起源有其特殊性,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孕育了古代刑法特殊的伦理品格,对中国古代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法家的法律起源思想评论

先秦法家在春秋战国的变革时代对法律起源思想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们从历史进化论和人性论的角度分析和研究法律起源的理论前提,并从“利”的层面出发阐发了法律起源思想。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其思想有助于对“以法治国”理论的理解。

论中国法律起源的途径及其特点

各国法律的起源,既有其一般的规律性,又有其特殊的规律性。法律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都是在国家出现以后才有作为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律,这是各国法律起源的共同规律。但是,由于每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不同,各国法律的起源又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法律的起源,除具有法律起源的共同特点以外,又有它自己的特点。

民族禁忌: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法律是如何产生的?在它之前的社会有些什么规范?它与法律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在困扰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的研究者,至今没有明确的定论。有的还是空白。笔者基于文化学、民族学的几点考虑,认为在原始社会就存在法律,禁忌是法律的源头。 禁忌(taboo),来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禁止用“神圣”的东西,禁止触犯和接触“不洁”的人和事。最早的禁忌是原始人对大自然充满崇拜、

对法律起源问题的探讨——兼与倪正茂、李景毅同志关于原始社会有无法律问题的商榷

树有根,水有源,法律自然也有起源问题。古往今来的学问家对此已有很多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总还未穷尽其理。特别是读到倪正茂同志的,《论法律的起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与李景毅同志的《法本论》(《兰州学刊》1980年第三期)两篇文章,对长期以来的“定论”表示怀疑,提出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等问题,我深受启示,觉得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以就教于论文作者与同志们。 原始社会有法律吗? 倪文列举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到原始社会有法律、法官、监狱和诉讼的话为证,李文鉴于此,则以恩格斯列举的塞纳卡部落的十大“习俗”为例,认为“这些的定俗成的‘规定’都是有法律的性质。”

马克思关于法律起源和法律生成的理论演进

马克思法律起源理论的演变可以划分为思想萌芽时期、形成和发展时期、晚年时期三个阶段,而恩格斯的法律思想可以划归为第三阶段。通过对马克思的手稿和笔记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一些未曾彰显的关于法律起源思想的表述,证实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法律起源理论上的高度一致。

中西法律起源的经济分析

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有限理性是对中西法律起源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 ,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对中西法律的起源进行比较分析的工具。在此基础上 ,法律被论证为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基于降低社会成本的作用而产生 ,中西法律起源的不同是由其经济基础、征战成本和社会成本不同决定的。

从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解析法律起源于战争

创世神话是指有关万物起源的神话,法律与创世神话都产生于一个民族发祥初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先民的社会面貌,二者结合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文章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的英雄与战争的传说来分析了法律起源于战争这一学说。

投资者保护:法律起源与经济后果

最近几年,以La Porta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各国之间在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公司治理、资本市场的宽度和深度、股利政策以及企业外部融资能力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而法律对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在内的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则是解释这些差异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因素,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公司治理研究视角和方法,即公司治理的法律视角。笔者回顾和总结了法律起源于投资者保护的差异、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经济后果、中国的投资者保护问题以及在投资者法律保护框架下的全球公司治理改革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