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多式联运合同法律选择适用问题探究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明确多式联运合同选择适用法律问题不但有助于推进我国国际私法法律选择适用体系的完善,也能减少实践中的法律选择适用冲突,本文从多式联运合同的概述及现状入手,探讨了存在的法律选择适用冲突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完善路径,旨在为我国的国际多式联运合同法律选择适用规则建立、健全提出建议。

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条款适用范围研究

国际商事合同中法律选择条款体现了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合意,该条款具有效力上以及权利来源上的独立性。法院地冲突规则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责任准据法时,如果国际商事合同不涉及公共利益,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不违反法院地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的条件下,除非当事人在法律选择条款中明确规定准据法不能适用于侵权责任,该条款确定的准据法能够扩张适用于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侵权责任。当法院地冲突规则不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责任准据法时,在侵权责任与国际商事合同存在密切联系或者出现责任竞合时,法律选择条款确定的准据法可以调整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侵权责任。法律选择条款既不以权利为内容,也不以利益为内容,该条款不能通过利他合同适用于合同外第三人。如果选择了准据法的国际商事合同与其他未选择准据法的国际商事合同具有密切联系,通过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选择条款确定的准据法可以扩张适用于其他合同,进而适用于合同外第三人。

维持转售价格法律适用问题中的“定性”与“定量”——“锐邦诉强生案”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反垄断执法部门逐渐加强对维持转售价格(RPM)案件的调查和执法力度,先后查处了"茅台五粮液案"、"进口奶粉案"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还宣判了首例RPM民事案件——"锐邦诉强生案"。这些案件在"RPM认定"、"举证责任承担"、"专家证词效力"等法律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作用,但是对RPM的"定性"("违约性"、"违法性"和"合理性")和处罚的"定量"上还有些概念混淆和处罚不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锐邦诉强生案"及相关案件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对RPM行为的"适用法律选择"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明确概念、理清思路,为未来类似纵向垄断案件的执法及司法提供借鉴。

对国际私法调整对象和范围的重新认识

国际私法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在于分配主权国家之间司法管辖权和划分法律适用的效力范围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是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民商事法律选择适用关系 ;涉外民事关系只是引起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一种事实或原因 ;国际私法的“涉外因素”应是指与本国法以外的某种法律体系的一种联系 ;国际私法主要由识别问题、冲突规范、反致制度、法律规避、公共秩序保留、准据法及其确定、外国法内容的查明等一些列与解决法律选择适用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以及具体类别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所构成的 ,同时 ,先决问题及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亦应包括在国际私法的范围之内。

行政规范性文件隐性司法审查的生成逻辑与法理反思

中国法院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定的附带审查之外,一直存在着行政相对人没有提出附带审查的诉讼请求,而实际上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隐性审查的实践做法。隐性审查是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现实需求存在,而法院制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以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司法文件为指引,通过地方法院个案审判的探索而生成发展的。隐性审查呈现出的“法律选择适用权”司法权能形态,不同于附带审查的“司法审查权”。对于“法律选择适用权”,有依据固有职权裁判的实质法治理解和越法创制程序裁判的形式法治理解,因而隐性审查面临着越法裁判的程序困境。隐性审查在当下仍有重要价值。在现行法秩序框架内,通过与行政诉讼释明制度和附带审查制度的衔接,可以使行政规范性文件隐性审查实现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实质法治。

提单首要条款问题研究

一、前言首要条款（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Ｃｌａｕｓｅ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顾名思义，是指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其他条款不得与之相冲突。提单中的首要条款是提单常见的条款之一。它是指在提单中指明提单适用的国际公约或某一国内法，或将某一提单公约并入...

论当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主要发展趋势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跨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凭借它的高度意思自治性、法律适用和选择的灵活性、裁决执行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以及经济性和效率性,而被广泛应用。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地域分布,法律的适用和选择,立法动态,最新资料统计等诸多方面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的主要发展趋势。

精准塑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涉外私法制度创新

涉外私法关系基于其跨法域属性而在案件管辖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选择可能性,其选择自由度与对外开放水平密切相关。涉外私法关系的选择可能性满足了境外投资者的安全保障需求,有助于消除其投资顾虑,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可转化为一国对外商的投资吸引力和对外开放的制度竞争力。但境外投资者基于经营便利,常采当地法人的直接投资模式,在主体维度丧失了涉外性。我国为推进高水平开放设置了一系列试验区,主要采用“区域限定+资本限定”双要素叠加标准,赋予境外投资者在直接投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重获涉外法律治理红利即选择可能性,使之从对外开放的制度堵点转变为竞争支点。从“区域限定+外资外仲裁”到“区域限定+港资港法港仲裁”,再到“区域限定+外资外法外仲裁”,构成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三代渐进实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的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可将该积极经验在其他特定区域按需复制推广;将“区域”因素替换为行业、领域等因素,在治理模式上进化为行业、领域等因素限定下的“外资外法外仲裁”,实现多元因素导向的精确开放调控;并纵深革新境外仲裁机构的准入准营机制。变式赋予非涉外私法关系以选择可能性,可赋能我国靶向调控对外开放的区域、行业、领域和其他维度,锚定释放涉外法律治理红利,分类吸引外商外资,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精准塑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