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阐释学”的建构

在中国阐释学的体系中应有法律阐释学的位置。以辩思为特征的法律解释学之缺陷,是法律阐释学建构的理论起点。中国法律阐释学之建构,需要以据法阐释为基础,同时兼容辩思解释,重点是在法思维中嵌入更多的逻辑因素,即在辩证思维中介入逻辑、在整体思维中加入体系、在实质思维中植入形式。现代法治是基于逻辑方法的拟制,据法阐释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辩思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解释学,对规范法学方法缺乏足够重视,以致逻辑规则对思维的指引效果不彰;不承认法律独立性的关系思辨,会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改造法律解释学,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法律阐释学。

德沃金法律阐释性研究

二战之后兴起的伽达默尔诠释学对德沃金的法学思想影响巨大,其法律阐释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律阐释学的关注点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行为。依据德沃金的法律阐释学,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既要做到与以往案件的一致,同时也要照顾到法官所处社区的公共道德,以便使法律的发展趋向良性。这就要求把法官的先见引入法律,但这种先见并非不受限制、任意发挥。为避免先见变成偏见,德沃金设置了一系列障碍。这也为其依据这种法律思维所判案件是案件的正确答案提供了理论基础。

《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双重视角

《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问题历来是莎士比亚学者和法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入手,着力分析该剧中自始至终贯穿的两种迥乎不同的法律视角:一种法律视角可以称之为法律的内在视角,它视法律为白纸黑字的封闭系统,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法律的外在视角,它将法律看成是某种政策性的工具。《威尼斯商人》在恪守"守法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见证了莎士比亚对法律合法性的深入思考,两种内外法律视角的共存与杂糅是导致威尼斯法律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文科建设之法学联想

一般而言,新文科话语包含了对后现代、后法治等的反思,但在中国语境中推进新文科建构应立基于现代化目标。这不仅是因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还没有全面实现,还因为在辩思解释之下的思维方式,与后现代之解构思想具有相同的结构。辩思之中饱含有革命与改革的基因,是在意义流动中看待法律、法治。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现代化的新文科视野,以便在深度意义上完成对民主、法治、自由的启蒙。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需要现代化的支持。因而,法律、法治思维方式需要由解释转向阐释,需要把辩思解释与据法阐释融贯起来。在逻辑思维规则的基础上塑造法治思维,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