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与法律霸权

作为一个价值概念,酷刑在不同的社会和空间体系中的定义与价值都不相同。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中酷刑的价值在于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那么在现代社会中酷刑的价值只能是负面意义的,反酷刑则成为文明的象征。但是,要警惕"反酷刑"向法律霸权或绝对理性的蜕变。

“国际宗教自由”与美国法律霸权

法律霸权为美国提供了在全世界进行长臂管辖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规范,与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协塑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支配。1998年以来,美式“宗教自由”渐次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核心话语之一。美国大力推广这一理念成为全球共识,逐步形塑相应长臂管辖规范,并多方推进多国宗教人权法律规范变革。2015年前美国较少以长臂管辖推进“宗教自由”。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始系统性借助长臂管辖推进“国际宗教自由”,力图维持其霸权优势。拜登政府履职以来,“宗教自由”由以往的外交目标全面转型成为集成性制裁工具,成为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从以经济制裁促“宗教自由”转型为借“宗教自由”挤压中国地缘政治空间、制约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当前中美之间就“宗教自由”及相关议题开展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进入新阶段,双方均重视制度建设,各自行政、司法和立法体系协同配合制度实施,在国际上动员多边机制以维护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法律安全与法律霸权

通过对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法律安全与法律霸权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基于此,分析法律安全在我国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定位,研究殖民主义的法律心态和西方法律霸权对我国的直接及间接影响,以及对我国法律安全的内部和外部威胁的现实表现。为了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律霸权,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律意识形态建设,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底线,把法律历史传统、红色基因和国外优秀法律成果结合起来,还要对西方法律话语权去魅,争取中国法律话语权。

法律英语文本中的话语膨胀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法律话语是表述法律的工具,因而法律话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霸权主义的色彩,反映在英语文本文体上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话语膨胀,如规约性词语膨胀、限定性成分膨胀等。法律话语霸权之所以能够通过话语膨胀来得以表达,并对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产生很大的作用,是因为人们对语言是交流工具这一本质定位的不确定性。语言在本质上是一套用于人类交际的符号系统,而理解是交际的前提,因而要平易语言使用,实现法律话语的大众接受性。

论域外刑事合规制度不当适用的阻断与反制

刑事合规是当前刑事法理论研究和司法改革实践的热点论题,多数学者基于企业犯罪治理的微观视角主张对该项源于美国的制度进行移植,少有学者会从国家安全宏观立场反思其正当性。刑事合规既不完美,其作用也不宜被过分地夸大,刑事合规的本质就是合规的一种类型。由于美国的合规制度大多自带较为鲜明的政治底色,常与“长臂管辖”、经济制裁等工具性手段相系,俨然已经异化为干涉、打压他国的武器,突出表现为一种法律霸权。对此,应当始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阻断、反制域外合规制度的不当适用,主动塑造并引领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断拓宽我国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凸显企业合规外向型制度功能,丰富运用法治力量开展斗争、应对挑战、化解危害国家安全风险的实践经验。

新旧法律全球化的谋略与中国应对

旧有的法律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攫取世界霸权在法律上的反映,表现在法律上的谋略为西方法律霸权主义。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新兴发展国家和弱小国家要求在全球化时代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表现在法律上的谋略为法律全球多极化。中国面对西方法律霸权主义要勇于捍卫自己的利益,对于符合自身利益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法律要能够包容。中国应当坚持弘扬传统法律文化,坚持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加强法治现代化建设,提高对外法律沟通的能力,提高对霸权行为的反制能力,加强“一带一路”等多极化发展路径的法治化建设。

“全球化”中法的一体化和多元化

人的交往需要规则,法律是其中最主要的规则之一,它必然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具有全球性或已经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并不等于所有的法律统一于某种法律或最后整合为统一的"世界法",而是各种法律不再孤立地存在或水火不相容地对立着,各种法律在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和不断地分化中趋于统一,是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法律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现在尚处于初始阶段,它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张的结果,因而明显带有西方法律霸权主义性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法律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也不能认为它今后的发展永远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

阻止美国“长臂管辖”的对策研究

在国际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以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积极扩展域外“长臂管辖权”的适用范围,通过其国内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在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反跨国商业贿赂、意识形态斗争等领域推行经济、法律霸权,破坏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他国国家安全构成很大威胁。然而,美国之所以能顺利为之,究其原因,不论是国际法的“软法”现象、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差异,还是我国法律安全意识及政策措施的不足等,都贡献了重要“力量”。我国为有效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维护法律安全,增强自身国力是根本,将法律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意识基础,而在具体路径上,则需要国家和企业形成合力,尽最大努力搭建“法律屏障”,同时注意尊重国际法权威,积极号召其他各国齐心协力反对霸权主义,共建促进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国际规范体系。

论间谍活动的国际法规制——兼评2014年美国起诉中国军人事件

间谍活动在国际关系中历史悠久并至今盛行,但长期以来国际法并未对这类活动加以有效规制。近年来,美国作为间谍领域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推动对经济间谍与其他间谍行为加以区别对待。2014年5月美国政府对5名中国军人的起诉,既有在"棱镜门"事件后抹黑中国、重新夺回网络空间话语权和主导权的考量,也是美国上述政策调整的重要体现。我国除了在事实方面反驳美国的无理指责并揭露其双重标准的虚伪做法外,还应从国际法层面对美国试图就经济间谍问题进行选择性立法的"法律霸权主义"做法加以反对,并在必要时考虑起诉涉嫌参与对我国从事网络监控和窃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