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

法政治学的定位需要借助于自身的核心范畴作为判识的标准,法政治学是法学与政治学交叉的学科,从法与政治的学科交叉属性与社会现象重合的特性来看,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权利与权力分别构成了法律与政治的核心范畴,权利与权力的紧密关联性体现于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之中,以"制度化的权利与权力"设定法政治学的问题域。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基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中国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批判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法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定位的前提性问题。中国法政治学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法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尚未得到理论层面的有效证成,导致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立场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亟待建构中国法政治学研究的自我范式和研究方法,对"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民主完善与法治建设"、"国家政权体制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培育"等极具挑战性与全局性的法政治学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法政治学之维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健全权力监督体系、深化反腐败斗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制度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法律意蕴。对这项制度进行法政治学解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执政为民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核心价值,权力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领导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政治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政治学视角分析

继“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之后,我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这表明我党在执政理念上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所以,我们在认识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法政治学特质,并努力探寻实践和谐社会的法政治学视角的路径。

法政治学视域下的教育公平

近20年来,中国教育公平研究已经呈现出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涉及学科多元、研究数量繁多的特点,但是整合性的跨学科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法政治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域,从制度、权利与权力的多重维度关注教育公平这一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公平研究提供了创新性的学术视角,为推进中国教育公平的实践贡献知识增量。

“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法政治学解读——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系统部署,尤其是对公权力的规范约束进行了整体制度设计。从法政治学视角看待与认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科学论断,有助于全社会提高对权力本质属性认识,有助于强化法治思维与制度意识约束权力,达到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

人民美好生活的法政治学解读

人民美好生活不仅要求人民共建共治共享,也需要良法善治加以保障,因此,从法政治学角度揭示其意涵、分析其价值、探讨其路径的意义毋庸置疑。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主体,追求美好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物质富足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外在表征,自由平等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底蕴;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国的行动指南,是人民主体地位的集中反映,是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依据,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在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要求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前提,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基本原则,以实现人民共享为基本目标,以推进民主法治为根本保障。

《民法典》集体土地权利主体规范的法政治学解读

《民法典》是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共识的基本表达,也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前提。要从法政治学角度科学解释《民法典》集体土地权利主体规范,妥当定位国家、集体、农户、农民的关系。国家公权力应当更加平等地对待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逐步取消对集体土地权能不合理的限制。集体具有类似国家的属性,肩负着公共的职能,不能遵循营利法人的运营模式。农户作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是家庭政治功能的阶段性表达。从农户到农民,从农民身份到农民职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弱化户籍农民的规范意义,逐步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现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主体由农户到个体的渐进式制度变迁。

法律与政治的“中间地带”:法政治学视野下的“例外状态”

西方学者对"例外状态"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施密特认为例外状态下虽然不是法的秩序,但也不是没有秩序,这一观点试图使例外状态与法秩序接合成为可能。不同意施密特观点的本雅明试图证明一个外在于法律的纯粹暴力、革命暴力的存在,他认为权力与能力撕裂表明这一状态不是由主权者所能决断的,由此产生的例外状态成为法与无法之间无可确定的地带。阿甘本话语体系下的"例外状态"则描绘的是一幅在法律缺位与停罢情形中,政治权力或主权是如何直接决断赤裸生命的晦暗图景,他认为例外状态背后所反映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的直接干预。西方社会治理实际上一直处于法治与法外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从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来看,现有"例外状态"研究过于宏观、抽象,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回应,并且这些研究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等领域,法学与政治学对"例外状态"研究存在不足。既然"例外状态"是法律与政治的遭遇地带,那么就需要借助跨越法学与政治学学科樊篱与理论边界的法政治学的相关研究视角。从法政治学的研究旨趣与核心范畴来看,例外状态产生于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断裂,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例外状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来看,例外状态中政治与法律仍然存在互动迹象,它表现为例外状态下法律制度仍然存在,法律场域中的行动主体仍会在惯习的指引下行动。并且,例外状态不等于无秩序状态,执政党的政策成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政治学的田野研究:为什么,怎么做?

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下,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司法政治)为对象的法政治学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基于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对立中,而田野工作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常常能够提供更加相关和可靠的经验材料,因而尤其有助于促进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理性的国际学术交流。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可以在大量阅读相关外文文献的基础上,以非结构性访谈的形式进行预调研,以此将国际学界关注的普遍性问题和中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情况勾连起来,形成新的视角。

社区居委会直选中竞选失范问题的法政治学分析

当前社区居委会竞选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诋毁对手、贿赂和胁迫选民等失范行为,这直接影响到选举的民主性、公正性与合法性。从法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竞选失范行为的出现与不完善的居委会选举法律规范密切相关。同时,社区民主机制和罢免机制不够健全以及非竞选人的放任心理也是导致竞选失范行为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地完善选举程序、惩处机制、社区民主机制和罢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城市社区居委会直选中的竞选失范行为。

法政治学视域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解"法治中国"的一把钥匙。关于党内法规的定性,诸多的理论争议都忽略或屏蔽了它生成的现实场域。在法政治学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制体制与政党制度以及交涉其间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交融,构成了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实践场域和理论背景。在"法治中国"语境下,只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实现了有机衔接与协调一致,才能保障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及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理论——解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对法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阐释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和危机问题。在他看来,法律不能离开道德正确性问题,亦即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的行动主义社会理论中,合法性是正当程序下主体间“理性辩论”这样的政治过程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只要主体间的交流、讨论、争论、谈判、协商和达成一致符合“理性的辩论伦理”,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是可以重塑和再塑的。换句话说,合法性成了程序的可能结果。哈贝马斯的这个“辩论伦理学”是建立在他的宏大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本文的重点就是要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框架内,围绕他关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剖析他对法政治学(民主理论)的贡献及不足。

西方政治学与法学关系的历史考察

由于政治学和法学研究对象的相关性和研究方法的相似性，二者关系密切。纵观西方政治学和法学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自古希腊时期至 19世纪，二者融为一体，但合中有分；自 19世纪至今，二者各自独立发展，但分中有合。历史地考察西方政治学法学的关系，探寻二者的分合轨迹，对于政治学和法学学科的协调与发展均有所裨益。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司法政治学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分野——兼评陈端洪新作《制宪权与根本法》

包括中国宪法在内的现代宪法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种政治色彩,但是宪法的最高法律性价值却不能因此被忽略,因为它才是宪法的根本属性。以政治性取代法律性,是对于宪法作为"法"的本质的彻底颠覆,也使得问题由"政治宪法学"悄变为"宪法政治学"了。

当代中国政治体法治化转型的路径选择及基本特征

当代中国政治体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结构功能也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当代中国政治体经历着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阶段,正朝着理想的法政治体进化。法政治体是一个政权组织在结构与功能上实现了法治化的理想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的法治化转型,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以党内法治化带动国家法治化,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实现法治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未来的中国法政治体是一个建立在真实民主基础之上,具有社会主义属性而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现了良法善治的法政治体。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从法治和政治关系的角度切入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中国政治在法治化转型特定阶段的一种理论回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其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本质论、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论、崇尚公平正义的价值论、整体推进的系统论和党的领导的保障论。理论上的成熟标志着它在法理上实现了"天下为公"的国家观与个人权利的有机统一、法治与德治在政治实践中的有机统一,表征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