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以极不情愿的方式被拉进世界万国体系之中。王韬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用自己的认知、表达和态度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充满冲突与碰撞的过程。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于西方法政知识的具体认识经历了上海墨海书馆、流亡海外和重回故土三个时期,其对西方法政制度的认识存在着变与不变两种倾向。一方面,王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法政知识,超出了"朴素排外主义"的范畴,以一种"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态度和立场,加入了同时期其他人所不曾掌握的"世界性的元素",调和了学习西方和儒学中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王韬始终坚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上性,对于西方以及英国的思考仍然在儒家"循环论"和"衰退观"的框架下进行,受到"强制同化"和"圣学投影"这种认知—评价心理的制约,因而最终未能更进一步,超越这一时期流行的"中本西末观"。

丙午编制局考

丙午官制改革中,清廷引入近代官制体系,在朗润园设置编制局起草官制草案。该局是因事设置的官制改革机构,对外事务由考察政治馆代理,内部则形成“王公枢臣确立宗旨,法政官僚拟定草案”的权力格局。在官制草案起草过程中,亲贵重臣急欲揽权于中央,又各负私见,法政官僚以法政新知自鸣,却囿于知识欠缺、依附权贵,难以真正遵循立宪原理设计官制。由此,围绕责任内阁、司法独立等关键问题,传统官僚不断对编制局提出非难,引发朋党斗争,导致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受挫,编制局终遭裁撤。作为清末预备立宪初期最主要的官制改革机构,编制局在法政知识生产与官僚制度改造上均发挥着枢纽作用。而厘清此一史实,不仅将有助于重新梳理丙午官制草案之脉络,评估编制局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将为观察与理解清末立宪政治发展轨迹提供契机。